□高屹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2）
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可谓是“后起之秀”。毛泽东对他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你看见那位小个子吗？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
1958年，毛泽东在对赫鲁晓夫说他的接班人问题时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时说：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也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的这一次次谈话，都表现出他对邓小平的推重和期望。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也出现过很大的曲折。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后来在谈历史经验和教训时多次指出，成绩要充分肯定，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由于后来在某些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上的不同认识和分歧，毛泽东感到邓小平有时不听他的话，所以对邓小平的不满也逐渐产生了。
毛泽东指责邓小平：他什么事都不找我，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和趋向往往与错误的认识和趋向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党决策层在指导方针上出现意见分歧本是正常的，但是，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日趋严重，遂给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也不例外。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主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的，他们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道，设计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观点，重新突出强调阶级斗争，想通过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就是出现了急躁冒进，不顾经济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于是，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规划不断被修改，出现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希望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穷过渡”，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在“大跃进”问题上，尽管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是，在当时头脑发热的情况下，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不同意见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邓小平后来曾这样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虽然邓小平当时没有反对，但是这位“副帅”在“大跃进”问题上却不是“积极分子”。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明显向“左”偏移，从而背离了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一贯讲求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对于当时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倾向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在思想上是有所抵触的。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在谈到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时，邓小平认为，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什么叫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经验本来是好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二、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宁肯把更多的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从这个讲话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上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热潮中，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被湮灭了，更不可能得到全党的认同和贯彻。邓小平没有能力去阻止“大跃进”的错误，他的话更少了，他心中装着事不便说出来，只能自己独立思考。
“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在客观规律面前，我们得到的是严厉的惩罚。
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这些努力，后来又被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而打断了。
1959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本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会议，不料会议中途因为彭德怀秉笔直书，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客观地反映了“大跃进”造成的危害，从而为毛泽东所不容，会议后期成为批判彭德怀和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的会议。
庐山会议对于彭德怀的批判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自此以后，毛泽东与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明显疏远了，与讲求实际、不迷信教条的邓小平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和处理方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