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
第三章 邓小平和毛泽东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长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进行了两次伟大的社会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造就了两位伟大人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事业继承者邓小平。中国由此也开始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名字紧密相连的两个崭新的时代。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是有博大胸怀的政治家，他们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有过类似的经历，有过相互的理解和支持，有过亲密的合作和深厚的友谊，但也发生过分歧、矛盾和冲突。毛泽东对邓小平十分器重，赞誉他“人才难得”，并作为接班人培养，但又对邓小平有时不太听话不满，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将其打倒。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非常推崇和敬重。他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晚年犯了错误，邓小平在抵制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错误的同时，又坚持反对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作为继毛泽东之后开创新时代的掌舵人，他同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是什么关系呢？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他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毛泽东曾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初结识，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邓小平是作为中央秘书在会议上担任记录和会务工作的。这一年，毛泽东34岁，邓小平23岁。会后，毛泽东返回湖南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则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不久出任中央秘书长。
4年后，邓小平和毛泽东重逢于中央苏区，在这里两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政治磨难。
邓小平是1931年的夏天，经中央批准前往苏区的。他由上海乘船，经广东、福建到达江西瑞金。同行的有一位浙江籍女同志，叫金维映，到达瑞金后，他们结成了夫妻。
毛泽东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29年1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开始由井冈山向赣南转移，留彭德怀率红五军坚守井冈山。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赣南、闽西及周围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秋天，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几位领导人项英、朱德等转战来到瑞金，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宜，同时检查地方工作。当时，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经过调查研究，迅速纠正了以往“左”的领导造成的滥捕滥杀的错误，为前一个时期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召开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了，局面大为改观。这位年轻县委书记的精明能干，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邓小平调至会昌任县委书记，随之担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他善于打开局面、兴利除弊，有组织有计划、坚定果断地开展工作，很得毛泽东的赏识。
然而，中央苏区的工作却受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实行的正确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许多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毛泽东曾先后几次挨整，被错误地撤销职务。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迁入苏区，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因为他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到苏区后，认为任弼时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批得还不狠，贯彻极“左”路线不得力，因而将他贬到湘赣区做省委书记。接着，博古等人就发起了批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斗争，目的是想通过批判“罗明路线”进一步消除毛泽东的影响——名义上是批判罗明，实际上是批判毛泽东。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因为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遭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和排挤。继福建反“罗明路线”之后，从1932年2月下旬开始，“左”倾领导者又在江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即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邓小平当时任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后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和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南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邓、毛、谢、古等同志长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中工作，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即对通过四中全会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持保留态度，因而后来被指责为“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攻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讥笑毛泽东“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对中央领导工作中的这些错误进行了抵制。他们针对某些人诬蔑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山区和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政权；他们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他们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他们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可见，他们反对的都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那些东西，而他们主张的全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此，1933年4月16日至22日，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召开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给邓、毛、谢、古扣上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等罪名。
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特派员主持下，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做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令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邓小平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被打倒。
在劳动改造期间，邓小平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结婚近两年的妻子离他而去，这对政治上遭受波折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压垮邓小平，凭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豁达的胸怀，他很快就走出了这一段人生的低谷。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