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
邓小平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98年11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一次公开发表了邓小平这一时期几次重要谈话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高政治层在那几天发生的急剧变化。
1978年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并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因为当时华国锋已很被动，这些意见主要由邓小平来说。邓小平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报纸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跃，不能说哪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在谈到天安门事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讲的。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于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人，包括青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关心国家命运，这点是了不起的。过去“四人帮”不让人民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1976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
11月27日，邓小平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时，作了讲话。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同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关于中国现在是否正在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那种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邓小平说：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比如我们最近决定工厂的车间主任、班组长要通过选举的方法产生，工人参加管理的方式要改进，要用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关于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的问题，他说：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关于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大的就是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对有些人，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
12月1日，邓小平会同李先念，与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李德生、任仲夷、万里等九人谈话。邓小平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现在确有大局问题。国际、国内，主要是看安定不安定。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极为不利。过去的问题过去了。为什么有精力不考虑怎样把经济搞上去？我同日本公明党说，向后看也是为了向前看。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
没有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没有对国内外大局的战略把握，没有一个大政治家的魄力和勇气，也就没有这些指导这次会议、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确实面临着不少事关重大且又不能不给以科学回答的问题。突出的有：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怎样对待它的社会作用和影响；真理标准讨论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如何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的关系；怎样才能保持全党，特别是党中央的团结，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身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