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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邓小平(33)

高屹

2018年05月16日08:52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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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2)

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研究了大家的意见后,及时作出决定,并于11月25日,由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彻底平反。(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关文件全部撤销,责任由中央承担。(三)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因这个案件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受处分的一律平反。(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问题,现已查明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五)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没有根据,应予否定。(六)陶铸同志被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七)杨尚昆同志过去被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八)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九)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还决定,各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这几项采纳大家意见的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与会者,如春回大地,大家感到丢了多年的党内民主传统又回来了,心情十分舒畅。

乍一看,华国锋提出的三项议题与“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但稍加思考,矛盾就显现出来了。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要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而华国锋在开幕会上仍然强调“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这一毛泽东的观点。在他看来,所谓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在原封不动继承毛泽东晚年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调整一下具体工作的部署,尽快地将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跃进指标和计划付诸实施,根本不存在什么指导思想转变的问题。所以,按照他的设想,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一下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就够了。整个会议准备开20天。

显然,按照华国锋的设想,这次中央全会无法对“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彻底纠正,无法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也就无法展开全面的拨乱反正,无法结束近两年的徘徊局面,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实际上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大多数人的主张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工作重心转移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这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冲突决定了党和国家未来的历史走向。在这一关键时刻,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主动而又策略地把会议的主题引向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使这次会议真正变成了一次拨乱反正和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重要会议。

波澜起伏。11月27日,会议已按原定日程转入对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的讨论。在大组讨论中,有个别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赞成将这场讨论看作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这些人在发言中既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有益的,又担心这样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认为现在报刊文章中提出来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虽然并非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这些人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这样的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一下又将与会人员的注意力拉回到政治问题上,会议的中心议题又回到了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两百多名中共高级干部又一次认真讨论了该问题。有的同志发言说:真理标准问题虽然是马列主义的常识问题,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原则不明确,思想就不能够解放,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就会受到压抑。缺乏一个最后明辨是非的客观标准,遇有分歧就难以统一认识,不利于安定团结。有的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二十多年来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错误的东西。有的说……绝大多数同志均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经过大家的批评、帮助,一些曾经受“两个凡是”观点影响,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同志,都先后承认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和汪东兴,也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

12月13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言说,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他曾讲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至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的‘两个凡是’,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来承担。”汪东兴也在会上作了书面检查。这当然并不表示华国锋等人已经彻底改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但这种态度无疑是宣布,党中央已坚决抛弃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因而受到代表的普遍欢迎。

中央工作会议刚开始,邓小平因按原定日程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访问。11月14日,邓小平回国后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开会批准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随后,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央政治局又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了意见。

随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内容的深入,特别是代表们对“两个凡是”错误的严厉批评,华国锋已失去了中央领导工作的主导权,而邓小平逐渐成为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针对会议中讨论的各种问题和出现的倾向,邓小平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从而及时、正确地把握了会议发展的方向。

(未完待续)

(责编:赵亮、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