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
1929年末和1930年初，邓小平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并担任总政委。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委员生涯。
百色起义产生的红七军，其基础“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龙州起义诞生的红八军，其基础则“完全在旧军官手中”。将这两支武装力量改造成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作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邓小平到任后就下大力整顿部队，用党的思想武装官兵，并在红七军、红八军公开成立党的委员会，发展基层党组织，实行部队一切行动由党的委员会统一指挥。他领导组建了第一纵队党委会，并强调：“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同时，邓小平还积极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用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教育官兵，并举办了教导队，每隔几天就去上一次政治课；实行军队内部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消除旧军队中的官兵对立；团结和教育旧军队中的左派将领成为党的军事指挥骨干，坚决清除变节叛乱分子；组织部队开展群众工作，严肃群众纪律等。经过上述一系列有力措施，使起义的旧军队在政治上、组织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
在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错误路线主导下，红七军被命令离开右江地区，去完成“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任务。当时，邓小平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红七军力量、装备都不强，要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但这一正确主张没有被南方局代表所采纳。从1930年9月至1931年7月，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七军艰难转战，在桂、黔、湘、粤、赣5省边界地区，长驱7000余里，作战百余次，部队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数次攻坚战斗败多胜少，损失惨重，部队由四个团七千多人锐减为两个团两千余人。在漫长而艰苦的转战中，红七军前委内部围绕武装斗争的路线问题，从未停止过争论。1931年1月，当红七军打下全州后，召开领导干部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问题。会上，为巩固和稳定部队，邓小平主张放弃攻打桂林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随后，前委决定到江西去会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7月，红七军在江西兴国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为中国革命保留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中强旅。直到40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对邓小平讲：“红七军能打啊！”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1938年1月，邓小平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一二九师政委。
作为政治委员，邓小平十分敬重刘伯承的高尚品格和治军才干，又从刘伯承的高超指挥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智慧，这对他的政治委员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共事中，邓小平始终谦虚谨慎，善团结、讲原则，敢负责、重配合，在始终保持军政主官亲密无间的关系中，充分显示出一个成熟的政治委员良好的思想修养和坚强的党性原则。正是刘邓这种紧密团结的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部队各级领导和广大官兵关系融洽。正如后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所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1941年，经受了百团大战沉重打击的日本侵略军，把战争重点转到了华北根据地，加之国民党封锁包围和连年自然灾害，华北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一二九师建设和发展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在领导部队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工作中，邓小平总是把部队建设与根据地建设作通盘考虑，明确提出了在根据地建军、建政、建党的任务，指出：建军就是要把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把重心放在掌握和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上，正确执行三三制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并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建党就是要把重心放在加强群众工作上，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和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为彻底扭转晋冀鲁豫抗战的困难局面，1943年1、2月间，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温村会议”，系统总结了抗战以来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全面建设的十条基本经验，解决了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为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和根据地工作、迎接抗战胜利进一步指明了正确方向。
晋冀鲁豫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政委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革命进入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的政治委员生涯也进入了更为波澜壮阔的阶段。
抗战的硝烟未尽，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烟幕又起。为坚决打击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1945年秋，邓小平精心部署上党、平汉战役，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仗。在作上党战役动员时，针对许多人为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安全担心的思想顾虑，邓小平明确地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并深刻指出，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之后，在部署平汉战役时，邓小平贯彻中央的统战政策，明确指出：“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军，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并领导了争取国民党高树勋部起义的工作。后来他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
1947年6月，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紧要关头。为减轻陕北党中央面临的国民党重点进攻压力，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刘邓大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突破黄河天险，转战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完成了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战略任务。在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中，邓小平鲜明而坚定的全局观念起到了力挽狂澜的决定性作用。在跃进大别山的时机决策上，因当时部队刚刚突破黄河亟待休整，邓小平原本想部队休整后再行动。此时，他收到了毛泽东起草的三个A级极秘密电报，内容十分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部队停止休整，立即义无反顾地提前了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后来，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1948年11月，在徐淮广大战场上，一场以我方60万对敌方80万的战略大决战开始了。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这场中国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淮海战役，并充分展示出他作为卓越政治家、军事家的宏大气魄和过人胆略。特别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下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决策上，邓小平走出了一招有胆有识有谋的“险棋”。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有名的王牌，有4个军11个师，并配属有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邓小平在作战前动员时，无比坚定地说：就是要有“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只要消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围歼战斗结束后，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对战斗经过作了这样描述：“歼黄维兵团时，各部均下了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歼灭黄维兵团的意志一直贯穿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在渡江战役时，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在多次召集总前委专题讨论渡江战役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过百天思考，运筹帷幄，动笔拟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这一重要的军事文献中，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的指示精神，提纲挈领地分析了斗争形势和任务，确定了战役的目的和总的部署，充分预计到战役发起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而提出了各种强有力的对策和掌握的重点，并规定了各个作战集团的任务和基本动作，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军队政治主官，文武兼备、高屋建瓴、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
在西南近三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全面工作。1950年6月，当解放西南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时，邓小平主持了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并在致辞中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在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重大转变的时期，邓小平一手抓军事斗争，强调要抓紧做好九十万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清剿土匪，把革命进行到底；一手抓城市接管和社会经济建设，明确提出，要充分发动西南六千万基本群众，进行农民的组织和教育。同时，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大力提高军队和地方共六十万人的素质，既要当好战斗队，又要当好工作队。接到中央进军西藏的指示后，邓小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并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对这一原则作了深刻阐述，特别强调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需要一定数量军事力量，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邓小平这番通古今、明事理的话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为和平解放西藏指明了正确方向，为藏、汉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从此告别他的政治委员生涯。（蔡继承 王绍军 岳睿敏）
（摘自《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