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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委员生涯

2018年05月16日08:42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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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

  1929年末和1930年初,邓小平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并担任总政委。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委员生涯。

  百色起义产生的红七军,其基础“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龙州起义诞生的红八军,其基础则“完全在旧军官手中”。将这两支武装力量改造成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作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邓小平到任后就下大力整顿部队,用党的思想武装官兵,并在红七军、红八军公开成立党的委员会,发展基层党组织,实行部队一切行动由党的委员会统一指挥。他领导组建了第一纵队党委会,并强调:“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同时,邓小平还积极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用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教育官兵,并举办了教导队,每隔几天就去上一次政治课;实行军队内部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消除旧军队中的官兵对立;团结和教育旧军队中的左派将领成为党的军事指挥骨干,坚决清除变节叛乱分子;组织部队开展群众工作,严肃群众纪律等。经过上述一系列有力措施,使起义的旧军队在政治上、组织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

  在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错误路线主导下,红七军被命令离开右江地区,去完成“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任务。当时,邓小平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红七军力量、装备都不强,要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但这一正确主张没有被南方局代表所采纳。从1930年9月至1931年7月,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七军艰难转战,在桂、黔、湘、粤、赣5省边界地区,长驱7000余里,作战百余次,部队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数次攻坚战斗败多胜少,损失惨重,部队由四个团七千多人锐减为两个团两千余人。在漫长而艰苦的转战中,红七军前委内部围绕武装斗争的路线问题,从未停止过争论。1931年1月,当红七军打下全州后,召开领导干部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问题。会上,为巩固和稳定部队,邓小平主张放弃攻打桂林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随后,前委决定到江西去会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7月,红七军在江西兴国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为中国革命保留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中强旅。直到40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对邓小平讲:“红七军能打啊!”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1938年1月,邓小平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一二九师政委。

  作为政治委员,邓小平十分敬重刘伯承的高尚品格和治军才干,又从刘伯承的高超指挥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智慧,这对他的政治委员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共事中,邓小平始终谦虚谨慎,善团结、讲原则,敢负责、重配合,在始终保持军政主官亲密无间的关系中,充分显示出一个成熟的政治委员良好的思想修养和坚强的党性原则。正是刘邓这种紧密团结的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部队各级领导和广大官兵关系融洽。正如后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所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1941年,经受了百团大战沉重打击的日本侵略军,把战争重点转到了华北根据地,加之国民党封锁包围和连年自然灾害,华北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一二九师建设和发展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在领导部队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工作中,邓小平总是把部队建设与根据地建设作通盘考虑,明确提出了在根据地建军、建政、建党的任务,指出:建军就是要把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把重心放在掌握和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上,正确执行三三制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并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建党就是要把重心放在加强群众工作上,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和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为彻底扭转晋冀鲁豫抗战的困难局面,1943年1、2月间,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温村会议”,系统总结了抗战以来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全面建设的十条基本经验,解决了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为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和根据地工作、迎接抗战胜利进一步指明了正确方向。

  晋冀鲁豫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政委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革命进入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的政治委员生涯也进入了更为波澜壮阔的阶段。

  抗战的硝烟未尽,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烟幕又起。为坚决打击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1945年秋,邓小平精心部署上党、平汉战役,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仗。在作上党战役动员时,针对许多人为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安全担心的思想顾虑,邓小平明确地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并深刻指出,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之后,在部署平汉战役时,邓小平贯彻中央的统战政策,明确指出:“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军,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并领导了争取国民党高树勋部起义的工作。后来他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

  1947年6月,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紧要关头。为减轻陕北党中央面临的国民党重点进攻压力,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刘邓大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突破黄河天险,转战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完成了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战略任务。在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中,邓小平鲜明而坚定的全局观念起到了力挽狂澜的决定性作用。在跃进大别山的时机决策上,因当时部队刚刚突破黄河亟待休整,邓小平原本想部队休整后再行动。此时,他收到了毛泽东起草的三个A级极秘密电报,内容十分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部队停止休整,立即义无反顾地提前了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后来,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1948年11月,在徐淮广大战场上,一场以我方60万对敌方80万的战略大决战开始了。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这场中国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淮海战役,并充分展示出他作为卓越政治家、军事家的宏大气魄和过人胆略。特别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下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决策上,邓小平走出了一招有胆有识有谋的“险棋”。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有名的王牌,有4个军11个师,并配属有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邓小平在作战前动员时,无比坚定地说:就是要有“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只要消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围歼战斗结束后,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对战斗经过作了这样描述:“歼黄维兵团时,各部均下了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歼灭黄维兵团的意志一直贯穿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在渡江战役时,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在多次召集总前委专题讨论渡江战役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过百天思考,运筹帷幄,动笔拟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这一重要的军事文献中,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的指示精神,提纲挈领地分析了斗争形势和任务,确定了战役的目的和总的部署,充分预计到战役发起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而提出了各种强有力的对策和掌握的重点,并规定了各个作战集团的任务和基本动作,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军队政治主官,文武兼备、高屋建瓴、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

  在西南近三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全面工作。1950年6月,当解放西南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时,邓小平主持了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并在致辞中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在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重大转变的时期,邓小平一手抓军事斗争,强调要抓紧做好九十万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清剿土匪,把革命进行到底;一手抓城市接管和社会经济建设,明确提出,要充分发动西南六千万基本群众,进行农民的组织和教育。同时,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大力提高军队和地方共六十万人的素质,既要当好战斗队,又要当好工作队。接到中央进军西藏的指示后,邓小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并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对这一原则作了深刻阐述,特别强调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需要一定数量军事力量,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邓小平这番通古今、明事理的话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为和平解放西藏指明了正确方向,为藏、汉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从此告别他的政治委员生涯。(蔡继承 王绍军 岳睿敏)

  (摘自《学习时报》)

(责编:赵亮、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