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2）
1978年9月的“北方谈话”，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改革和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性任务。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回顾说：“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的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
从东北等地返京后，10月3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准备在工会九大的致词问题。邓小平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10月11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工会九大开幕式上致词。他在讲话中指出：“很明显，……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工作重点转移的提法，但是，很明显，邓小平讲的“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就是指工作重点转移。
到了这个时候，邓小平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已经形成，而且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当他在中央政治局党委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也就比较顺利地取得了一致意见。
邓小平的主张很快在全党上下得到积极响应。11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在省内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中心任务，这要求全党为这个中心任务的顺利实现，做好一切准备。
事实上，我们党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领导干部都明白。……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这一指示，充分说明党中央已经把注意力放到经济建设方面，并要把这种认识付诸实践。
随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积极探索，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8年1月，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里所说的“技术革命”，主要是指经济建设。
然而，也就在此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并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结果使经济建设工作一再受到干扰和冲击。1975年，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依据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试图使经济建设尽可能成为党的工作重心的一部分。可惜，这种想法依然为毛泽东所不容，邓小平再度被赶下台。
历史的经验表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提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而在于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怎样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事实上，分歧恰恰出现在这里：对于是否应该转移的问题，党内意见是比较一致的；而在如何转移的问题上，党内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1978年底的中国，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启迪，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照过去方针办”已不能解决现实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工作重点转移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随着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力量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移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邓小平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97年9月12日，在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人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讲话后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场面又浮现在我们眼前。
为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同时又宣布了临开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首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列为会议的中心思想。三个议题的内容限于经济工作范围内，而会议的中心思想显然已突破了议题的范围。因为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必须要解决政治思想路线问题。
会议开始后，与会代表提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大多数同志最为关注的是要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一些重大冤案平反等问题。在当时情况下，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冲破阻力，率先就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使会议气氛更趋活跃。他在发言中不是简单地对工作重点转移表示拥护，而是抓住了实现这一转移的前提条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出了既事关安定团结，又最能引起全党大多数同志共鸣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他指出，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提出中央应给予考虑和决定的六个问题：（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等问题；（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一大批干部的问题；（三）陶铸、王鹤寿同志的冤案问题；（四）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五）天安门事件问题；（六）康生的罪行问题。这六个问题，实际上都涉及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根本问题，因此，陈云发言后，群情激昂，发言踊跃。大家完全赞成陈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并进一步提出了其他一些重大案件的平反问题。大家认为，这些过去遗留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而真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