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提出：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错案、冤案遍及中华大地的后果。如果不清理和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就调动不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团结一致地进行“四化”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不仅受害者及其亲人盼望早日能够得到平反和昭雪，广大干部群众也要求中央能够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人们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强烈愿望受到了“两个凡是”的阻挠。
人们希望邓小平的冤案能够平反，也把自己平反的希望寄托于邓小平。
邓小平没有辜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希望。1977年4月，邓小平在复出之前就向华国锋派去与之谈话的汪东兴、李鑫明确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陈云、胡耀邦等人一道，推动了当时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著名文学家老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因不堪受辱，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1977年，老舍夫人胡絜青给中央写信，要求为老舍平反，并作出结论。这年8月13日，邓小平对此作出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
1977年8月10日，邓小平在万毅将军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1977年10月2日，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邓小平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
1977年12月6日，在原五机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上，邓小平指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1977年12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原书记、“文革”中被诬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的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的申诉信上，邓小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人向中央写信，要求为著名史学家、北京市原副市长吴晗尽快做出正确结论。然而，在“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思想下，有关部门直到1978年2月才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所谓结论。吴晗亲属拒绝接受这种结论，并要求重新审查。为此，邓小平批示：“吴晗应该平反。”此后，吴晗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有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类似上述这样的批示、指示、谈话还有很多。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积极支持胡耀邦等人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后担任常务副校长期间，先后组织了《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等文章，发表于当时的《人民日报》，从而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做了舆论准备。1977年12月，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更是大刀阔斧地带领中组部的同志进行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呐喊中，1978年11月，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的汇报时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他还说：有些历史问题，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时，就国内形势回答了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提出的问题。谈到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
3天后，邓小平又会见了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访华团。他对客人们说：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大的就是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对有些人，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推动，对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方谈话：邓小平“到处点火”
1978年9月，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的邀请，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活动。9月13日，邓小平离朝回国。
邓小平没有直接返京，而是在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等地滞留了一个星期。他先后听取了这些地方党政等领导的工作汇报，视察了大庆油田、鞍钢、开滦煤矿等企业，并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近10万言的谈话形成了对中国未来走势有深远影响的“北方谈话”。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