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进入第5个年头。5年来，对这项重要的创举和崭新的试验，人们充满了希望。当然也有一些人疑虑。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还有人把特区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特区的建设者们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个时候，邓小平来了。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后得出结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的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邓小平的第一次特区之行，给“经济特区该不该办”的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对特区更快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外开放的步子加大了。
图为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代表后，看当天《人民日报》刊登的《蒸蒸日上的深圳经济特区》专版。
本报记者 武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