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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交官眼中的邓小平

2018年05月02日08:48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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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邓小平外交思想丰富深邃,充满智慧。我从1961年1月投身外交工作,到2003年7月结束在法国的任职。在长达42年半的外交生涯中,我目睹了中国外交所取得的进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1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外交舞台相对狭窄,当时我国的建交国仅64个。第二阶段是1971—1978年。1974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标志中国的外交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的外交活动的舞台在扩大。1971年到1978年,我国建交国家上升到116个。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现在(指2004年——编者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我国建交国数量进一步增加,到现在我国建交国已达165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外交大发展是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直接指导下实现的。

邓小平外交思想极为丰富,而本人水平有限,很难在一篇文章里全面论述。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谈一谈我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几点体会。

实事求是统揽全局

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已经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所证实。正如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一样,时代也会发生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当时,国内的工作都是根据这一判断部署的。

邓小平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世界变了,时代变了,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时代的变化,果敢地提出了当今时代面临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是一个大的判断,是一个统揽世界全局的判断,影响是深远的。没有这个大的判断,我们党就不可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见微知著抓住机遇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为了建设,为了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中国同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关系如何就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就是在小平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小平同志看准了中美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在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会谈,最后拍板定案。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是自1971年以来我国外交上关键的一步,建交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又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1978年10月,小平同志率团访问日本。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小平同志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个批准书互换仪式。他当时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一件大事。”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最难处理的是中苏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小平同志会见他,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完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原则坚定策略灵活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是突出的特点。所谓原则坚定,就是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毫不动摇。但是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在策略上又要充分表现出灵活性,使得事情能够做成。光有原则坚定性,没有灵活性,事情做不成,坚定性是空的,没有价值的。

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典范是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小平同志明确指示,主权是不能谈判的,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含糊。然而,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他大胆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一国”显示了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两制”又充分考虑到了香港的实际情况。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成功实践,香港保持了繁荣和稳定,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是何等的英明!

处变不惊积极进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体制结束,世界格局变化。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小平同志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胆略。1989年10月,小平同志在会见尼克松时,针对美国当时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明确指出,美国应当采取主动,取消制裁。他说:“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几句话掷地有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大无畏气概。就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期,1989年12月,小平同志又对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1990年3月,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我当时在布鲁塞尔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临时代办,看到小平同志这段指示,感到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十分英明。根据我在布鲁塞尔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当时,欧共体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私下对我表示出一种担心,担心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会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西方国家哪里是铁板一块!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中国政府沉着应对当时险恶的形势,泰然处之,措施得当。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首先访华,9月英国首相梅杰和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访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被一个个突破。

高瞻远瞩放眼世界

1974年,当时的不结盟运动主席、阿尔及利亚国家主席布迈丁倡议召开第六届特别联大,讨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中国政府支持布迈丁主席的倡议。毛泽东主席决定由邓小平同志率团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小平同志在特别联大上的发言,是毛主席指定小平同志主持撰写的,写得很好,受到毛主席表扬。

1974年我在中国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讲话后,发展中国家代表十分兴奋,排着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要求,不合理的、旧的经济秩序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太大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对发展中国家是巨大的鼓舞。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反映出他的心里不仅装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考虑到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将会继续指导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成绩。(吴建民)

(摘自《解放军报》)

(责编:秦晶、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