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邓小平外交思想丰富深邃，充满智慧。我从1961年1月投身外交工作，到2003年7月结束在法国的任职。在长达42年半的外交生涯中，我目睹了中国外交所取得的进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1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外交舞台相对狭窄，当时我国的建交国仅64个。第二阶段是1971—1978年。1974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标志中国的外交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的外交活动的舞台在扩大。1971年到1978年，我国建交国家上升到116个。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现在（指2004年——编者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我国建交国数量进一步增加，到现在我国建交国已达165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外交大发展是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直接指导下实现的。
邓小平外交思想极为丰富，而本人水平有限，很难在一篇文章里全面论述。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谈一谈我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几点体会。
实事求是统揽全局
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已经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所证实。正如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一样，时代也会发生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当时，国内的工作都是根据这一判断部署的。
邓小平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世界变了，时代变了，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时代的变化，果敢地提出了当今时代面临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是一个大的判断，是一个统揽世界全局的判断，影响是深远的。没有这个大的判断，我们党就不可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见微知著抓住机遇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为了建设，为了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中国同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关系如何就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就是在小平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小平同志看准了中美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在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会谈，最后拍板定案。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是自1971年以来我国外交上关键的一步，建交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又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1978年10月，小平同志率团访问日本。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小平同志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个批准书互换仪式。他当时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一件大事。”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最难处理的是中苏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小平同志会见他，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完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原则坚定策略灵活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是突出的特点。所谓原则坚定，就是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毫不动摇。但是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在策略上又要充分表现出灵活性，使得事情能够做成。光有原则坚定性，没有灵活性，事情做不成，坚定性是空的，没有价值的。
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典范是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小平同志明确指示，主权是不能谈判的，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含糊。然而，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他大胆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一国”显示了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两制”又充分考虑到了香港的实际情况。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成功实践，香港保持了繁荣和稳定，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是何等的英明！
处变不惊积极进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体制结束，世界格局变化。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小平同志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胆略。1989年10月，小平同志在会见尼克松时，针对美国当时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明确指出，美国应当采取主动，取消制裁。他说：“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几句话掷地有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大无畏气概。就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期，1989年12月，小平同志又对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1990年3月，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我当时在布鲁塞尔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临时代办，看到小平同志这段指示，感到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十分英明。根据我在布鲁塞尔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当时，欧共体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私下对我表示出一种担心，担心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会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西方国家哪里是铁板一块！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中国政府沉着应对当时险恶的形势，泰然处之，措施得当。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首先访华，9月英国首相梅杰和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访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被一个个突破。
高瞻远瞩放眼世界
1974年，当时的不结盟运动主席、阿尔及利亚国家主席布迈丁倡议召开第六届特别联大，讨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中国政府支持布迈丁主席的倡议。毛泽东主席决定由邓小平同志率团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小平同志在特别联大上的发言，是毛主席指定小平同志主持撰写的，写得很好，受到毛主席表扬。
1974年我在中国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讲话后，发展中国家代表十分兴奋，排着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要求，不合理的、旧的经济秩序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太大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对发展中国家是巨大的鼓舞。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反映出他的心里不仅装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考虑到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将会继续指导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成绩。（吴建民）
(摘自《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