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2）
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起草会议报告时，叶剑英几次提出，对涉及邓小平的内容和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并且说，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然而，这些正确意见并未被采纳。华国锋在会上的长篇讲话中，继续大谈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
广大人民群众对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越来越不满。人们开始采取行动，呼吁让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1977年1月，寒风凛冽的北京长安大街，十几位热血青年公开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邓小平平反。同月8日，一位名叫邓可的青年，也给一位政治局委员贴了两张大字报，对其错误说法提出批评意见。随后，在北京市委、市革委会门前也出现了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和“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等等。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一些同样内容的大字报，表达了人民的正义呼声。
对此，华国锋等人继续采取压制态度，以“追查政治谣言”为名，在1977年2月到3月间，先后批发了中共中央五号、六号文件和国务院三十号文件三个文件。文件规定，对写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又制造了一些错捕、错判的新的冤假错案。
在人民的正义要求一再遭到粗暴压制的紧急关头，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王震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顶住华国锋等人的压力，在小组发言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这位转战南北、戎马倥偬的老将军生性耿直，他在会上的讲话坚决干脆。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义正词严，虽然遭到华国锋等人的压制，没有登在会议的简报上，但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致使华国锋在讲话中的基调也不得不有所松动。
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对邓小平同志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显然，华国锋竭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没有改变。然而，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一方针与他想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相悖的。思想路线不改变，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都难以顺利进行，在“两个凡是”的旗帜下，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无疑是缘木求鱼。
会后，迫于压力，华国锋派汪东兴、李鑫到邓小平处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邓小平的拒绝。邓小平严正地说：“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人民的正义要求是无法压服的。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呼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断催促下，经过长达9个月的斗争，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会议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的再次复出，顺应了党心民意，这是对华国锋等人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否定，对于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面对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各方面拨乱反正工作举步维艰的局面，党内外许多同志毅然起来抵制“两个凡是”这一无形的“紧箍咒”。
率先起来反对的是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虽没有直接批评“两个凡是”的方针，但是提出了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事
业的正确主张，实际上已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严格分开。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指汪东兴、李鑫——作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还强调：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此时的邓小平还没有恢复职务，处在那么微妙的地位上敢于如此直率地讲话，这正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和大无畏精神。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论断的提出，在当时国内外均引起异常强烈的反响。随后，一些突破“两个凡是”的文章在思想理论界开始出现。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