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辆苏制伏尔加小车在一辆吉普的引领下，入进贤，进东乡，过余江，披着满身的泥水来到位于鹰潭镇西边的双凤街。早已等候在此的上饶行署公安处警卫科科长、行署警卫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书兴接引了这支小小的车队，并领着他们进入城区，沿着蜿蜒的林荫路向交际处（现鹰潭宾馆，也称“市委招待所”）驶去。
那天下着小雨，窄小的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平日里平静的交际处，此时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上饶行署秘书长林振福、鹰潭镇委书记霍风翠等人早已等候在大楼前。车刚停下，刘书兴就跳下吉普飞跑着向后面的车辆走去，打开车门，扶着邓小平走下车子，并一一介绍面前的林振福、霍风翠。
邓小平与林振富、霍风翠分别握手，点了点头。他稍微整理了一下大衣，看了看四周，然后在刘书兴的引领下，向交际处二楼东边走去。
上楼时，邓小平的步子非常稳健，看不出是一位69岁的老人，何况刚刚经历过3个多小时的舟车劳累。他还不时停下脚步，等等走在后面的卓琳。刘书兴欲搀扶他上楼，邓小平摆了摆手，用亲切的微笑代替感谢。
站在二楼楼梯口的服务班班长郑飞凤见状，快步跨下几级台阶，扶着卓琳向二楼走来。
这一天是1973年2月19日，农历癸丑年正月十七。无巧不成书，邓小平与卓琳下榻套房的房号也是219。
东边二楼一共有8间客房，还有一间会议室，除219号房间外，其余几个房间分别住着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秘书王瑞林、女儿邓林、邓楠和女婿张勤。
王瑞林从1952年起就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文革”后，他被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干部再教育。1973年2月7日，邓小平、卓琳借到景德镇参观之机，专程到进贤县看望王瑞林，并请示中央，将王瑞林一同带回北京。
选择让小平同志一家从鹰潭乘福州至北京的火车回京，江西省革委会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考虑到邓小平年岁已高，卓琳身体不好，还有老人、小孩，人员多，要尽量减少转车带来的折腾，综合这些因素，最后确定从有华东交通枢纽之称的鹰潭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回京。
鹰潭镇中午在交际处设宴款待邓小平一家。席间，邓小平不怎么说话。他平时说话就很少，大多时间是沉默。好像别人说话他没有什么反应。但他表达感情的方式特别细腻。为了保密，中午的宴会安排在东楼二楼会议室。头天，霍风翠就安排工作人员将会议室的桌、凳等全部搬走，摆了两张圆饭桌。
席间，林振福向邓小平介绍20公里外的上清宫、龙虎山、泸溪河，邓小平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下午，邓小平在219号房间不停地抽烟、喝着茶。
1972年4月、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志两次向毛泽东主席写信。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邓小平第二封由汪东兴转交的来信上，提笔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的毛派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让周恩来安排邓小平返回北京。收到毛泽东信的当天，周恩来就将信在中央委员会中传阅。
“9·13事件”发生后，远在新建的邓小平就感觉到他可能被允许获得更多自由，因此他要求到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江西苏区走一走，看一看。16个月后，他的要求被批准。这是他自1969年10月20日到江西后，第一次被允许离开居所。他花了5天的时间，重访了樟树、井冈山、泰和、兴国、会昌、瑞金、宁都、广昌、抚州。1972年11月13日，在井冈山，邓小平来到茅坪，来到八角楼，听着讲解员的讲解，翻看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他说：“井冈山精神丢不得，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1973年2月7日，正月初五，邓小平又与卓琳前往景德镇参观。
站在窗前的邓小平不停地吸着烟，望着林荫路上、金山弄里来来往往，还沉浸在正月喜庆里的百姓，想起自己身处逆境的这几年，他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初春的夜晚来得早，吃过晚饭后，邓小平先在房间里抽了几支烟，至夜深，他走下楼梯，到院里去散步。
在二楼东边楼梯口值班室的刘书兴，见邓小平下楼，尾随着也下了楼，远远地跟在邓小平的身后，警惕地观察周围的一切。
散步，既是锻炼身体，也是思考问题，邓小平坚持了几十年，从不间断。无论是在北京政治环境最恶劣的那段日子，还是谪居江西的3年岁月，天天如此。新建县望城岗的“小平小道”就是在没有路的地方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条小道最终延伸成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夜已深，万籁俱寂。邓小平在交际处院内缓缓地踱着步。交际处是一幢两层楼的仿古建筑，青砖瓦房，建于1960年，它传承了中华传统建筑的精髓，保持着传统建筑集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艺术风格。院内绿荫满庭，树影婆娑。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只有一条路通往大门。
中午吃饭时，霍风翠介绍这个交际处时说，这里原是桂永清的旧宅。邓小平知道桂永清，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47年任国民党海军司令，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的43人的战
犯名单中，桂永清排名第35号。
邓小平在院里继续走着。春寒料峭，风吹在脸上还是凉飕飕的，邓小平把大衣裹了裹。说起桂永清，他不由得想起了桂永清的一位同乡，也是他非常熟悉的人物：黄维。淮海战役打响后，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负责淮海战役全局的决策、谋划、部署，协调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作战。邓小平历来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但决不盲从。他认为，中原和华东两个野战军同时进行两个大的歼灭战，力量远远不够，最稳妥的办法是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东野战军主力休整，同时以尚未使用的3至5个纵队用到南线，协同中原野战军歼灭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嫡系精锐、全副美制装备的黄维兵团。毛泽东、中央军委完全同意邓小平先打黄维的决策。1948年12月16日，黄维的十二兵团除零散人员逃脱外，近乎全歼。叱咤风云的黄维在安徽宿县西南的双堆集被生擒。
黄维，是从桂榜山下走出的贵溪弟子，是从信江河畔走出去的国民党中将司令。黄维的故乡，就在离邓小平此时散步的地方不足30里的贵溪盛源乡。《毛泽东选集》中，曾144次提到黄维的名字。
2月20日，正月十八，雨过天晴。鹰潭早春的阳光明媚、柔和。
上午，在晚点3个多小时后，从鹰厦线驶来的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带着湿湿的雾气缓缓驶入鹰潭火车站。邓小平一家老小及王瑞林上了火车……
这列火车长达3个小时的晚点给邓小平留下的印象比较深。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他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全国的混乱，坚定地进行了全面的整顿。铁道部是“重灾区”，运输堵塞，积压的货物堆积如山，旅客列车经常晚点。邓小平抓住铁路这个影响大局的薄弱环节进行整顿。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专门研究解决整顿铁路问题，以中央名义下发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他的爱将万里率铁道部工作组先后到各大路局开展工作，恢复规章制度，建立了生产秩序。
小平同志离开鹰潭20天后，中共中央发出[1973]14号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文件的上方赫然醒目地印着：“毛主席批示：同意。”
20年后的1992年1月30日，又是一个早春的日子，下午3点40分，80多岁的邓小平视察南方，途经鹰潭。在鹰潭火车站站台上，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他说：“我当年从北京到江西是‘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邓小平深情地对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的。
那话语，饱含着朴实、留恋、真挚……（李云）
（摘自《江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