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又一个面临重大选择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2）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晚年理论和实践，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坚持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果断地停止“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停留在“过去方针”上徘徊，这是摆在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政治家面前的首要任务，而华国锋显然只能选择后者。
华国锋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的。
1959年7月，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6年10月，华国锋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党委书记兼总指挥。
1967年8月，华国锋参加筹建湖南“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8年4月8日，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0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恢复，党中央任命华国锋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2年，华国锋经毛泽东提名，继任公安部部长。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筹备中共十大。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举行，华国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周恩来逝世后，华国锋由毛泽东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点名批判，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4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提名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逝世前亲笔书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将接班人的重担交给了华国锋。
十年，仅仅十年，华国锋就在毛泽东的提拔下，从副省级干部走上了权力的顶峰——毛泽东的接班人。
华国锋的一步步升迁，以至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确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使然。在国人还不十分了解他的时候，在他还没有练就管理一个处于非常时期国家的能力的情况下，他就被推上了毛泽东接班人的位置。因此在当时，他除了借毛泽东的威信，自觉地、有意识地以毛泽东的最好学生来认定自己，接过毛泽东的旗帜，继续毛泽东当时推行的政治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外，他又可能有什么别的方法立足政坛并管理国家呢？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指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小平。
同年11月24日，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说：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次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又重申：只准批右，不准批“左”；一定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977年1月，华国锋要求为其准备讲话提纲的写作班子要体现“两个凡是”的思想，由此，在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字样。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十多年来被视为神圣的“两报一刊”发表了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一个月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了这个方针，其实质就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路线延续下来。
华国锋的这些行动告诉人们，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照过去方针办”，只能依靠“两个凡是”。华国锋的这些做法，犹如一盆冷水泼向人们喜庆的心头，人们的心又紧缩了、下沉了。
在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华国锋在经济上继续坚持“左”的指导思想，沿用“大跃进”的办法搞建设，掀起了一股盲目“跃进”的热潮，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合中国实际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坚持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盲目上项目，搞“跃进”。一年中造成国家财政大量赤字，整个国民经济处在徘徊的困难局面中。
拨乱反正举步维艰，平反冤假错案阻力很大，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在继续，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由“照过去方针办”的领导人来领导纠正党内“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经历了长期“左”的痛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场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将期望寄予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一代杰出人物身上。
历史在徘徊中前进，在又一个面临重大选择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负众望，在转折关头，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胆略，为我们党和国家一步步拨正了航向。
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能否尽快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能否有个新的说法，是党和人民面临的两件大事，也是国外舆论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他又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顶着压力，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为了便于邓小平以后出来工作，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一家搬到了北京西郊的西山居住，并委派自己的秘书送文件给邓小平。
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对他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把这个话带给你爸爸。你能够想办法见到华主席，也把这个话转告给他。
在自己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胡耀邦敢于讲这样的话，是有勇气和远见的。
当时，全国人民都热切期盼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果断停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便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然而，华国锋等人却阻挠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中国的各新闻媒体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声仍不绝于耳。
在华国锋看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他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由毛泽东批准的，因此，无论广大干部群众如何强烈要求，这两个既定的案件是绝不能平反的。其实，这也是他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直接动机。
在粉碎“四人帮”后随即召开的高级干部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在谈到揭批“四人帮”时，提出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说明新时期开始时，华国锋的基本意图是揭批“四人帮”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并举，一方面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想压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复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