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2)
1984年10月10日，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独家电视采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自己的遭遇，邓小平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同年12月14日，在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十年更是一场灾难，在许多方面是后退状态。总的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1987年4月26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邓小平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现行的方针政策。这八年多，我们的事情干得比较好。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信你们是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从邓小平这些鞭辟入里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这场噩梦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另一方面，它又为历史和人民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历史不堪重负，人民开始觉醒。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必将会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时代必将会推出新的代表人物。
这个新的道路就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新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第二章邓小平与历史转折
1978年底，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历史作出了郑重的选择，即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中国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结束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和“文化大革命”后两年徘徊的局面，与以往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的沉痛教训有直接关系，是历史反思的必然结果。而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是与邓小平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段历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两年间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和“两个凡是”的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是在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中国人民历史性选择的结果。在这场较量中，邓小平以其杰出的才能和勇气，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敏锐、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把握历史发展的走向，取得了这场较量的主动权，为顺利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又一个面临重大选择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
197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泽东的去世，在饱受煎熬的中国人民心中又一次带来了巨大震撼，人们感到悲痛，感到迷惘，没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中国将向何处去？人们仿佛少了主心骨。
俗话说：“龙年不祥。”1976年这个龙年真是给中国带来了太多的悲伤，然而，中国人民在这一年也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毛泽东去世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地，企图切断中央同各地的联系。他们还通过毛远新伪造毛泽东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公然以党内正统自居。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露骨活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也意识到解决“四人帮”已是刻不容缓。他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976年10月6日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消息传开，举国欢腾，亿万人民举杯同庆胜利。
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可谓大快人心。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发自内心地感激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都衷心地拥戴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也致信党中央和华国锋，对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支持。
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令人窒息的“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喜庆之余，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期待他能带领大家拨乱反正，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藩篱，进行“四化”建设。然而，得到的回应则是积重难返。尽管华国锋也试图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也想抓经济、搞“四化”建设，但是，历史的局限和思维的定式使他难以承担起这千钧重担。特别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方面，他缺乏清醒的认识，从而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与一些老革命家产生了原则上的分歧。华国锋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毛泽东迅速推到领袖位置上的。因此，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他都以毛泽东的正统传人自居，自觉地推行一条与“文革”没有本质区别的路线。这样，在历史的巨大转折关头，他就注定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