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口外国轿车较多，外汇吃紧，国家考虑搞轿车组装，以产顶进。那时对老百姓来说，私家车更是遥远的不敢想的梦。
1978年，国家决定在上海建一条轿车组装线。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和一机部副部长饶斌写报告给中央，欲利用外资改造上海牌轿车。一机部向国际著名汽车企业福特（美国）、通用（美国）、日产（日本）、丰田（日本）、雷诺（法国）、雪铁龙（法国）、奔驰（德国）、大众（德国）等发出邀请函。
1978年10月21日，美国通用派出大型访问团同我方谈重型汽车和轿车合作项目。在谈判过程中，通用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我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venture）？”我方知道英文“joint”是“共同或共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应该是“共担风险”，但当时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完全明了。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向我方详细介绍了“jointventure”的含义：就是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种种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其他国家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
墨菲补充道：“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听了这番介绍，我方代表一方面感到新鲜，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则认为，尽管他们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搞合资经营？
特别是墨菲口口声声说，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
按当时的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简报，我方代表团也就把情况如实上报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份简报竟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看到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传阅。邓小平阅后不但画了圈，还在简报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写下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重要批示。大家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惊喜，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
后来，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向邓小平请示轿车项目，问到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时，邓小平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邓小平一锤定音，改变了中国轿车工业的命运。当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值“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期，这么大的项目而且是与外资合作，谁也不敢拍板，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胆识和气魄。
1979年3月21日，由饶斌带队，第一机械工业部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合资经营谈判，但出于某种原因，谈判未能继续进行。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却对与我国搞合资经营很感兴趣，捷足先登与有关方面进行了积极接触。
1984年秋，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德国，专程去德国大众总部参观访问。10月10日，作为中德双方最大的合资项目，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德两国总理出席签字仪式。协议明确上海大众
总投资1.6亿元人民币，中、德各占50％，合作期限计划25年。10月12日，李鹏陪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出席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奠基仪式。
1985年3月21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到1990年，经历了5年发展，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达到了年产6万辆的能力，发动机开始出口，国产化率提高到70％以上，并开始实施第二期工程，与国外联合设计开发第二代桑塔纳轿车。从此，上海大众结束了轿车散件组装的历史，踏上了现代化轿车制造的征程，建立起自己的零部件配套体系，实现了上海轿车业崛起的目标。上海一步跨越30年，创造了中国造车史上的奇迹。
对于上海大众的发展，邓小平始终极为关注。
1991年2月6日上午，邓小平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的陪同下到上海大众视察。在现代化的厂房和全自动流水线面前，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一辆辆桑塔纳轿车从流水线上驶下来，感慨万千地说：“上海与德国的合作是成功的！”他回忆往事：“‘文革’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和‘四人帮’吵过架，才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坐5万吨的外国邮船（法国“鸯特莱蓬”号）。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10万吨、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如果不开放，我们造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明红）
（摘自《内蒙古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