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山城重庆，上百万人口集居在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街道狭窄拥挤，整个市区只有一个“中央公园”。邓小平到重庆后，深感重庆市民群众文化娱乐休闲的场所太少了，那时国民经济正逐步复苏，人民的生活日趋稳定，这时，邓小平就从更高层次考虑人民群众生活的另一种需求，即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他多次强调：要把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要让人民在节假日有休息游玩的地方。
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机关的驻地，机关用房需求量很大。当时在重庆有三级机关：一是西南局级机关；二是川东党委和行署的机关；三是重庆市级机关。但在当时大兴土木修建机关办公用房和工作人员住房，是不可能办到的。由于地方太小，只得把原来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渝舍”占了一半，作为市政府机关。而市委机关的办公地，一开始设在学田湾一处叫“大溪别墅”“潜园”的地方，也是一个军阀的公馆，后因地方狭小，又搬到了“王园”。
所谓“王园”就是在1937年，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坟地在山上为借口，强占了枇杷山，修建起一座私人花园别墅，以独门幽静而闻名。1949年底重庆解放时收归国有。
“渝舍”也是重庆市中心的一座花园别墅，占地两万多平方米。在绿树掩映之下，花团锦簇，花园、亭阁、网球场和游泳池一应俱全。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也只有这两处了。但是与机关用房紧张相比，在邓小平心目中，人民休闲娱乐的事更为重要。他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占用可供市民休闲游玩的花园别墅很有意见。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陈锡联。他说：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表现。那么大一个重庆市，连个公园都没有，你们居然把这么大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占了。限你们搬出，一定还给人民，辟作公园。
陈锡联听到批评后，一时又无法搬出，心里很着急，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检讨，呈报给西南局，沉痛检查自己没有群众观念的错误。到了1950年9月，在陈锡联离开重庆到北京担任炮兵司令之际，重庆市委仍然没有找到地方可以搬出，他再次向刘邓作了检讨。临行前还一再嘱咐新任市委书记张霖之、市长曹荻秋，一定要尽快想办法从“王园”等地搬出，把这些地方扩建成供群众游乐休息的公园。
直到1954年，重庆的经济恢复，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才有条件先后从“王园”“渝舍”迁出。接着，重庆市委、市政府又拨出专款，把“王园”扩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园，“王园”的原办公房屋成为“市博物馆”。当时建成的枇杷山公园是重庆市最好的公园，专门修建的红星亭是中外游客欣赏重庆夜景的最佳观景点。1955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占地2.6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成了一座大型少年宫，不仅让广大重庆少年儿童有了自己活动的场所，也了却了邓小平多年的心愿。（艾新全）
（摘自《世纪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