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2）
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自觉抵制“文化大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它体现了人民追求国家和社会主义美好前途的强烈愿望。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是在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正确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尽管邓小平在组织和行动上与这个伟大运动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的理论和思想却是人民心中的一面旗帜。已经持续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人民来说，真可谓水深火热，激起广大干部群众越来越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他们代表人民愿望的努力，却一再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更加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这个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反对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错误的指导思想，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文革”、开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4月4日这天晚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由毛泽东指定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百万群众的正义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当晚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会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4月7日，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抵制极“左”路线的努力再一次受到挫折，在“文革”中他第二次被打倒。
1976年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多事之秋。“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四人帮”在全国到处追查与天安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到处追查“政治谣言”，煽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革命帽子满天飞，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7月6日，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他对“批邓”至死转不过弯，带着对国家前途深深的忧虑、愤恨与不平离开了人世。7月28日，唐山、丰南大地震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天怒人怨的“文革”残局，撒手人寰。他在离开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离开热爱和养育他的人民的时候，既不安详，也不平静。这位耄耋老人弥留之际十分沉重地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严重困扰着毛泽东，使他至死无法解脱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当然也包括邓小平问题，在他临终作了自我总结，那就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对于邓小平本人来说，也是一段极其痛苦的人生经历。然而，伟人与常人不同的根本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走出困境，把握未来，把坏事变为好事，走向人生新的辉煌。
十年“文革”，使邓小平身心受到极大折磨和摧残，但也为他在未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是怎样看待和论述“文化大革命”的。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
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就“文化大革命”问题发表意见。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在谈到如何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98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团时，就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点好处。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1982年9月30日，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邓小平在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指出：“实际上我一九七四年主持国务院工作，一九七五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十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
1984年3月25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客人提出让邓小平谈谈个人的经历。邓小平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