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0日，邓小平在成都出席西南民族学院第二期开学典礼时发表讲话，说：“民族工作是全国范围的根本工作之一，有了民族团结，才可以谈到国家强盛、国防巩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
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保持各民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谋发展、搞建设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在民族工作上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和成功实践，对于今天的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
1950年7月，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中鲜明地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定者之一。
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系列问题。同时，邓小平还开始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尝试。他说：“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对西南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既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又符合西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的实践。特别是在四川藏族聚居区的实践，极大地调动了藏族人民拥护共产党的热情，为和平解放西藏、建立西藏自治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西南地区的探索也为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提供了经验。
到中央工作后，邓小平还为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提了很多重要的指导意见。1953年2月，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信中除强调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要准备充分、酝酿成熟而不要操之过急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一个大的少数民族杂居区内，还要处理好大的少数民族与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
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
邓小平历来把消灭少数民族贫困、推动民族地区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强调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发展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经济发展是关键。邓小平说，经济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
早在1950年，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中，就明确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同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上，针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强调为了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事业，民族地区也应该改革。他说，民族地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
1950年11月，邓小平在欢迎参加国庆观礼归来的西南少数民族代表团的大会上鲜明地提出：“经济问题是各族人民的一个基本问题。”他说：“如藏族同胞能够把皮毛药材输出、布匹输入，苗族和彝族同胞能够吃到廉价的盐，都算经济问题。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长远努力的方向，我们要不断创造条件。”
1961年，邓小平在听取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时说，西藏的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的休养生息“一个是粮食政策，一个是贸易政策”，“政策要放在农民富，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房子修点，基础放在农民富上”，“一切政策，包括贸易在内，一定要照顾习惯。手工业方面要兴一些。总之建立在农富上，农富是放在一家一家上。要一家一家算，叫农户富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以生产力标准的高度来看待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明确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少数民族发展和进步，强调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
培养和造就少数民族干部
邓小平认为，做好民族工作，需要有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和造就起来的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在二野准备挥师大西南时，邓小平清楚西南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早就储备了一批在实际工作中受党培养锻炼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在解放大西南，开辟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局面中，这些干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0年11月，为加速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给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输送干部，邓小平提出，将创办民族学院及多办一些民族训练班的问题列入民族工作急需做的三件大事之一。1952年7月，他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充分说明了他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重视和注意培养什么干部的问题。
1966年3月，邓小平视察青海时，指导当地要有意识地培养优秀的少数民族青年，他说要选派那些优秀分子，特别是青年，去参军、参加工厂劳动，到军队、工厂这两个熔炉中去锻炼；让他们学汉文，也学藏文，逐步地培育他们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
1981年8月，邓小平视察新疆时明确指示：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自治区很高的领导位置上。
同时，邓小平也主张，要向民族地区选派一部分能够真正帮助少数民族的汉族干部。他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同时他提出，“我们派往民族地区的干部，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必须保证这一点”。
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祖国
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民族团结友爱，认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只有搞好民族团结，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曾说，“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为了消除民族偏见、疏通民族关系，党和政府派遣民族工作访问团、慰问团深入民族地区，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地区也组织了大量的参观团、国庆观礼团等，到北京和其他城市、农村，参观、学习与访问。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增强了各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关心下，中共中央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全面落实了民族政策。邓小平还根据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并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邓小平在指导民族工作过程中一再强调，要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1953年2月，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信时指出，“在进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有关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必须强调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党中央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在给新疆的批语中专门指出：“针对干部和人民的思想认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此点请加以注意。”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对于热爱祖国、拥护统一的民族人士，邓小平给予真诚的关怀。邓小平对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1980年8月，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去藏族聚居区视察前，邓小平约他到家中叙谈，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1980年9月，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藏族聚居区考察时，特意按照青海藏族聚居区的传统习俗，加工制作了一块像桌子一样大的饼子，派人送到北京邓小平家里，以表达对邓小平的感谢和热爱之情。平时，邓小平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碰面时，也常常关心他的工作生活，与他交谈国事。（王达阳）
（摘自《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