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整顿是邓小平领导改革的一次尝试和预演(2)
对此，邓小平本人曾有过明确论述。1987年10月，他在会见匈牙利客人时这样说：
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为期9个月的整顿，邓小平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核心，坚持并发展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行程。整顿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虽然，这次改革的尝试随后遭受了暂时的挫折，邓小平本人也再一次被“打倒”，但它反映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愿望，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为以后的改革做了重要的准备。作为中国改革的先声，1975年的整顿功不可没。正是有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才使人民看到了希望，才使全党认识到了邓小平的伟大，从而也就为历史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的慎重选择，提供了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依据。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初步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各方面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从而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看到自己的亲密战友卓有成效的工作，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感到极大的安慰。他在医院里对外宾说，现在邓副总理已经全面担负起责任。当时曾参加周恩来治疗小组的北京医院副院长吴蔚然这样回忆：
“1975年下半年，9月份的时候，周总理在三〇五医院进行最后一次比较大的手术，虽然不是为了根治他的疾病，目的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那天手术，在总理已经用了麻醉前镇静药躺在平车上，我们把他慢慢地从走廊推到手术室去的过程中，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小平同志，都在走廊里头目送总理到手术室去。在平车将要到达手术室门口距离很近的时候，总理突然问：小平同志在吗？当时我们就赶快把这个话轻轻向后传过去。小平同志就走过来，俯卧在总理的头旁。总理紧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很激动而且声音很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声音讲得很高，说：‘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然而，这却使“四人帮”感到如芒刺在身，坐立不安，他们为了摆脱困境，不断加紧活动，先是利用毛泽东发动的“评《水浒》”运动开始反扑，影射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是“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后又通过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作歪曲情况的汇报，竭力否定工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所取得的成绩。
本来，毛泽东在全局上是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是绝对不允许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任何形式的否定的。他之所以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邓小平主持各条战线的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一系列政策进行否定时，就不仅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自然也是不能允许的。
或许是为了进一步考验邓小平，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但邓小平婉言拒绝了。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从而表明了不赞成作这样一个决议的明确态度。这使毛泽东对他大为不满，对他的处理和批评也逐步升级。
伴随着初冬的风雪，一场针对邓小平的政治运动又开始了。
从1975年10月起，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等人的谈话中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针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全面整顿，毛泽东重申：“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还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持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还直接针对邓小平说：“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这些带有空想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和鼓励下，“四人帮”打着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经验主义，煽动打“土围子”，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工作。不久，毛泽东又以邓小平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两封反映“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和谢静宜问题的信为由，硬说刘冰的信的矛头是指向他的，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以这种荒谬的理由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这个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中断了全面整顿的进程。整顿中提出的正确的政策措施全部遭到否定，刚刚出现的稳定和好转的形势被破坏，一大批执行正确方针的干部受到打击，全国重新陷入混乱。经过近十年的动乱，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有目共睹，人心思治，党心思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抵制。这种状况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对邓小平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结束“文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的怀疑和不满如即将爆发的火山，随时准备喷涌而出。
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是深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仍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为维护正常的工作，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受迫害的党内外人士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由于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曾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击，他的逝世引起全国各族人民无比的悲痛，人们把摆脱“文革”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都寄托在对周总理无尽的哀思之中，自发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悼念活动。
自3月下旬起，全国各大城市自发掀起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高潮。丙辰清明（4月4日）这一天，首都和各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四人帮”一再发出的禁令，先后有200余万人次汇聚于天安门广场，群情激奋，声势浩大，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斗争锋芒直指“四人帮”。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