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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何把邓选三卷视为政治交代?

2018年04月13日08:37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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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同日,中共中央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报告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央同时下发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随后,中共中央举办了四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理论研讨班。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随即掀起热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已发行近2000万册。

“江泽民总书记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我们进一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积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邓小平十分重视邓选第三卷,整个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

党的十四大后,编辑邓选第三卷提上日程

1992年10月18日,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这个战略任务一提出,编辑邓选第三卷为武装全党提供教材就显得十分迫切。

党内和社会上要求尽快编辑出版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呼声日益强烈。广大干部群众渴望系统了解邓小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党需要用邓小平最新思想理论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各项工作。比如,1992年4月16日、17日、18日,上海《解放日报》连续3天用4个整版连载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的文章《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龚育之在文章里呼吁:“如果能够快一点把《邓小平文选(一九八二——一九九二)》编辑出版,而且编得尽可能完备一些,不遗漏重要的东西,该多好啊。这是许多读者的迫切愿望。”

邓小平本人赞成编辑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据参与整理南方谈话、时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郑必坚回忆,1992年南方谈话稿整理完成的时候,大约三月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提出编辑新一卷《邓小平文选》。而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委会早在1990年4月就作出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决定,并制订了工作计划。党的十四大闭幕当天(10月18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就向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提出编辑出版邓选第三卷之事,说文献研究室已经编出一些篇目。王瑞林答应考虑考虑。不久,王瑞林又就编辑邓选第三卷一事同郑必坚商量。

12月3日,王瑞林给逄先知打电话,让文献研究室给他送去两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整理好的文稿(到12月初,文献研究室已编出有关篇目87篇,20万字),还准备找两个人同邓小平一起读文稿。他说:“现在有时间了,是个机会,准备明年春节就读。”

12月8日,王瑞林又给逄先知打电话,说:“邓选第三卷先由郑必坚、龚育之和你过一遍,然后分批送小平同志审阅,由郑必坚主持。”同日,邓小平办公室通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时决定编辑工作由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负责,并组成一个加上文献研究室若干同志的编辑组。

12月10日上午,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3人在中宣部郑必坚办公室商议,决定从下周起,到中南海81号警卫局大楼集中工作。

12月14日起,郑必坚等3人即开始全力以赴地编辑邓选第三卷。与此同时,编辑组其他同志继续做基础性的收集材料和初步挑选、加工及注释工作。邓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由此正式开始。

邓小平提出指导性意见

从1993年5月起,编辑组将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全部文稿整理稿,分14批陆续报送邓小平。对报送的文稿,邓小平逐篇审定,就编辑方针、原则、进度、内容等不时发表指导性意见。

5月初,编辑组列了一部分选出的篇目,挑出不同类型的几篇,对已经发表过的篇目或完全不动,或基本不动;后两类则试作整理,报送邓小平。5月4日,邓小平初审这批文稿题目和前面的3篇文稿后指出:“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看起来费劲,那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邓小平这些话,一是对编辑工作提出了高要求,即一定要在文字上、内容上、逻辑上非常准确,非常严密;二是表明,就是已经发表过的,收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小册子里的,都要按照他提出的高标准在编辑整理上重新进行加工。

根据邓小平5月4日的意见,郑必坚等3人重新整理了3篇不同情况的文稿,于5月17日报送邓小平。

5月26日,邓小平看完3篇整理稿后说:“这3篇都整理得很好,文字、内容、逻辑都很好。顾委会的讲话很好。第二篇(同金日成的谈话)改得重点突出了。第三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很好,历史情况讲清楚了。”邓小平鼓励大家:“还可以放手一点嘛!”6月11日,邓小平一口气读完编辑组报来的8篇文稿,又满意地表示:“可以,就这么干。”邓小平的肯定态度对编辑组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

关于第三卷的终卷篇的确定,编辑组提出,以南方谈话为终卷篇。尽管南方谈话之后,邓小平还有几次谈话并已公开报道,但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同意了编辑组意见。7月7日,他说:“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

在指导文稿编辑过程中,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强调:“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8月17日,他在审阅完一批文稿整理稿后又说:“我主要看能不能连贯起来。”逄先知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强调思想连贯性,就是因为思想连贯性恰恰是理论思考形成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表现。而邓选第三卷,“从十二大开幕词到南方谈话,恰恰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

9月23日,编辑组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邓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总结性报告。报告中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在您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全部文稿的正文和题注分十四批报送,已经您逐篇审阅。”报告同时提出,准备在1994年,对已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两卷重新修订出版。9月27日,邓小平在这篇报告上亲笔批示:“我都同意。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后来邓选第三卷出版时,出版说明署的日期就是“九月二十七日”。

自此,邓选第三卷编定,共收入文稿119篇,28万字,比正式编辑前的87篇,20万字,篇数增加超过三分之一,篇幅增大也超过三分之一。

文稿编定,邓小平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曾几次表示:“大功告成!”“算完成了一件事。”

谆谆嘱托:“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1993年夏天,邓小平没有按惯例去北戴河休假,而是在自己的住所专心致志地主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审读工作。

邓小平之所以特别重视邓选第三卷,全程指导编辑审定,是有自己的深层思考的。这从他的几次谈话中就能反映出来。

7月7日,邓小平在审阅几篇文稿整理稿时指出:“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8月24日,他在审阅部分文稿整理稿时,向有关负责人提出:“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他说,文选第三卷,“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9月27日,他在同有关负责人谈到邓选第三卷编定时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邓选第三卷出版发行一个多月后,12月9日下午,邓小平要坐火车离开北京去上海。早上他临时决定:当天上午,找参加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同志照个相。

在接见郑必坚等编辑组部分同志、与大家合影前,邓小平还为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题了词。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在合影前,为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题词,肯定他们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所做的工作。”据逄先知回忆,题词是写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信笺上,末尾署名“邓小平”,还署了日期。邓小平最初把年份写成“一九九四年”,发觉错了,又把“四”字改为“三”字。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是一部具有现实和长远重大战略意义的经典性著作。邓小平把它作为“政治交代”郑重地献给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骨干,献给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他对党、国家和人民所作的又一重大贡献。(张曙)

(摘自《党史博采》)

(责编:秦晶、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