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3）
2、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既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要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既要懂政治，又要有业务和科技技术知识，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3、专业队伍和群众动力的关系。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要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向生产领域推广科研成果。
4、重视科学实验。生产斗争不能代替科学实验。必须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研究，不能到生产现场去实验研究。绝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的口号。
5、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在搞好大量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校，有条件、也有责任多搞一些理论研究。
6、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命令方法处理学术交流问题的状况。“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7、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要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同时，“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大力加强科技情报工作，做到知己知彼，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迎头赶上。
第五，强调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75年8月，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针对“四人帮”污蔑对外开放是“崇洋媚外”的谬论，鲜明地提出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
邓小平还提出“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
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很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重要思想的提出，说明邓小平是从世界范围考虑问题，时刻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的。虽然毛泽东也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在这方面无疑是敢于突破前人的。而且，对我国接下来全面实施对外开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第六，提出反对平均主义，强调按劳分配的原则。“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均主义盛行一时，极大地影响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邓小平不畏逆境，鲜明、果敢地提出要反对平均主义。他在多次讲话中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为此，一方面要逐步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对高温、高空、野外等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不能把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分开。
第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汇报提纲》提出：“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教育也是关系整个现代化水平的大问题。邓小平在听取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时指出：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教育在整个现代化中的作用，首先在于它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教育培养不出高质量的人才，科技就出不了高水平的成果；教育不能源源不断地向科技战线输送人才，科学研究的领域就难以拓展，整个科技队伍就会后继乏人。从
更长远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教育的发展涉及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教育的发达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整体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因此，如果教育不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会拖住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危机。邓小平关于教育关系整个现代化水平的论述，把教育与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连在一起，在当时举国上下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情况下，极大地提醒了全党全国人民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是对当时我国各行业存在的弊端的革故鼎新。综观这些思想，实际上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红线，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对不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事物进行改革的思想。
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骄”“奢”“惰”五个字
在以工业交通为中心的经济工作的整顿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其他领域、其他方面的整顿也取得进展。
整顿军队是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开端。197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根据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提出了军队整顿的问题。同月25日，他在总参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对军队整顿的任务和要求发表了重要意见。提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酝酿已久的军队整顿问题。这是继解决铁路问题之后，邓小平等采取的又一步具有战略眼光的举措。
“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建设遭到很大破坏。“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又妄图插手军队，他们一方面私自给许多单位写信、送材料，派人抓点；另一方面又煽动对军队“放火烧荒”，点名攻击军队领导机关。江青还曾以政治局名义强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达6个月之久。争夺军队成为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
为了消除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工作的恶劣影响，1975年1月，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发出“军队要整顿”的号召。中央九号文件发出后，军工企业即按此文件精神开始整顿，国防工办也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送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提出，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所谓“肿”，就是人数多，军费开支大多花在吃饭穿衣上面了；所谓“散”，就是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所谓“骄”，就是军队支左，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军队的一部分人中，滋生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影响了军队内部、军政、军民的团结；所谓“奢”，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有的甚至公私不分，违反政策；所谓“惰”，就是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有的人工作不努力，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靠秘书办事，官僚主义；还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