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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穆加贝

2018年04月04日09:26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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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就是在这次会见中。

上午10时许,穆加贝一行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接到了客人抵达的电话,走到邓小平面前轻声地说:“客人来了。”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拥抱,邓小平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面。”穆加贝说:“您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见面时一样健康。”邓小平摆摆右手说:“马马虎虎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小平笑着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小平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

邓小平接着说:“除了耳朵,其他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大笑。

邓小平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小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小平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

邓小平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

邓小平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

邓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小平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

邓小平接着对穆加贝说,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

穆加贝询问邓小平,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小平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邓小平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小平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他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1962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小平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小平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等我译完这句话,邓小平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还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完这番话,邓小平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概念,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地增强和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

邓小平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账:“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小平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小平在谈向外国学习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先进的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这种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小平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小平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小平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他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邓小平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邓小平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小平是1926年抵达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1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小平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务实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完全抗拒资本主义中有益的东西,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拿来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小平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小平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小平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译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小平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却被告知书店无货。后来吴明廉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小平的“礼物”送给穆加贝了。

邓小平一生写的东西不多,但发表的谈话很多,他对由自己谈话整理出来的书面文稿看得很重。有一次我听他对外宾说:“我的那个集子里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准确的表述。”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小平说:“和您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维为)

(摘自《学习时报》)

(责编:秦晶、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