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反对派性、恢复安定团结，不怕个人被打倒
说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是恰如其分的。由于毛泽东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等人继续进行干扰和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生产下降。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长期存在的派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新泛滥。一些地区经常发生武斗，甚至发生抢夺枪支、组织民兵进行武斗的严重事件。“四人帮”及其党羽插手的地区，派性、武斗等问题更加严重。我国整个的政治、经济、文化局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江苏省关于徐海地区问题的报告中反映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
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激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这个报告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全国一些地区的状况。
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首先必须消除这种严重的混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很显然，要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加以整顿，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情况极其复杂，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在深入分析“文化大革命”危害的基础上，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形势，紧紧抓住了派性严重、社会动荡和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混乱、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这两个主要矛盾，提出要以实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整顿目标。他认为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又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外部条件，因此，邓小平提出整顿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派性是“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别组织遍布全国，派别活动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有些地区甚至是派别专政。搞派性的人，用派别利益来取代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制造事端，破坏团结，不顾大局，我行我素。而“四人帮”又正是利用一些人的派性，结党营私，以售其奸。派别活动普遍频繁，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表现之一，又是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根源。闹派性已经影响了“四化”
建设的大局，成为全面整顿工作首先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对此，邓小平严正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
邓小平对闹派性的人作了深入的分析。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住心窍的人。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弯，严肃处理。另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他说，对这种人要坚决处理，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
邓小平认为：对派性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各级领导要有一个明确态度，就是坚决反对，还要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造成声势，把反对派性的斗争搞好。
邓小平强调反对派性，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党性。他明确提出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75年，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恢复党的一系列原则和作风。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
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延安整风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方面的红军，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形成各个山头，那是自然形成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
他特别强调：“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
其次，邓小平认为，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根除派性，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文化大革命”以来，“左”倾错误路线的盛行，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而派性的长期存在，又使许多政策得不到落实，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实现安定团结，使尽可能多的人心情舒畅地参加“四化”建设，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他以徐州地区抓“五一六”问题为例指出：“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1975年中共中央作出落实干部政策的决定后，他积极推动贯彻执行，不怕压力，不惧风险，
敢于触动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早已作出结论的大的冤案。
1975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曾明确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问题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这一冤案当时未能平反。
为了把党的政策全面细致深入地落实好，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在落实政策时，对“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的人，及“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加以“特别注意”，以便把各方面的人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
另外，邓小平认为，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起码条件。因此，要彻底清除派性，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还必须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所以，他反复强调，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纪律性一定要加强。
那么，如何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呢？
邓小平提出：关键是建立责任制。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抓一下不可。同时，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邓小平深知在当时真正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会有很多困难和阻力，因此特别强调要严格执行，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他多次指出：“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你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