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2）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我国当时社会政治矛盾和体制弊端的必然结果，也是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产物，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他的晚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可能再承担领导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和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这就为历史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在毛泽东身后，谁来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大革命”前，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不同思想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等同志的很多正确主张，长期受到党内“左”倾思潮的压制和打击，“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极“左”思潮发展到了极致。持续十年的内乱，不仅使民生凋敝，冤狱遍地，问题如山，使人民生活在压抑和失望之中，而且也使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走到了尽头。
“文化大革命”在发动之初曾经受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对。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弊端和毛泽东的错误，终于使这个错误一发不可收拾。党的各级组织和共和国各级政权一度陷入全面瘫痪，很多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和各级干部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是对经济文化空前的大破坏，是对民主法制的疯狂践踏。
随着“文革”的深入和破坏的加剧，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开始对这场浩劫进行反思，很多人开始觉醒并自觉地抵制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丧失了信心。
邓小平临危受命，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四个现代化的接力棒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自我暴露和毁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全国范围内，群众的“革命”狂热急剧下降，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却与日俱增。毛泽东本人也受到了很大震动，他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提出开展批林整风
运动。在感情上与周恩来、叶剑英等老同志重新接近，提出要为“二月逆流”平反。1971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肯定了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并再次提出要为“二月逆流”平反，“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他还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就发出了起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同志的信号。一个新的契机出现在已被打倒的邓小平面前。在场的周恩来随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传出去。
1972年的秋天，在江西劳动的王震回到了北京，向中央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力劝毛泽东早日起用邓小平。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批判了林彪的罪行，并作了一些自我分析。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当机立断，于毛泽东作出指示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指示的全部内容，同时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关于邓小平监督劳动，恢复
党组织生活，让他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从而为“解放”邓小平做了准备。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了离开三年多的北京。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3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开始协助周恩来领导国民经济工作。
1973年12月14日、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扬邓小平：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吧，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4月10日，作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复出的邓小平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代表，身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气定神闲，侃侃而谈，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有关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理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4年10月，面对利用“风庆轮”事件无理挑衅的“四人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
示了在原则问题上的钢铁般的性格。
1974年12月，毛泽东指出：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作出了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决断。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1月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他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短短的半个月里，邓小平被赋予党、政、军的重任，显示了党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
四届人大重申了三届人大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目标是明确的，可惜，作这个报告的人——中国人民的总管家周恩来总理，却因病魔的折磨无法领导大家向这个宏伟目标进军了。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几乎是瓦砾一片，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正虎视眈眈，纠集力量准备反击，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周恩来急需一位强有力的助手，把握国务院这块阵地，继续推动着全国形势的稳定发展，主持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这个人要有卓越的能力并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要有权威，能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所接受；另外还要有胆识，敢和江青等人斗一斗，敢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他选中了邓小平。
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顶着江青等人的敌视和“左”倾势力的压力，开始全面领导“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党、政、军的各项工作，可谓是临危受命。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