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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之风润山城 

2018年03月23日10:54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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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并接管了西南重镇——重庆。顿时,一股蓬勃向上的清新之风滋润山城,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古老的重庆焕发了青春。

当时,最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是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级干部的优良作风,一下子就把人们吸引住了。人们正是从他们身上认识了共产党、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从而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这中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身的思想作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仗还没有打完”

进城后不久,一些同志开始滋长了居功享乐思想。有的干部进城后不愿再离开城市,不想到边远贫困地区去开展工作;少数负责干部以胜利者自居,不遵守纪律,不尊重群众,不爱护战士,住房要好,出门办事要坐车;还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婚姻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闹着要“改组”。有的战士也开始产生了离队思想,感到胜利了,仗也没得打了,有的公开要求回家种地过日子。

这些苗头被邓小平知道了。他决定刹一刹这股不正之风。

在二野三兵团一次师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第一句话就非常激动地提出:“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会场立刻陷入沉默。谁都知道,随着成都战役、西昌战役、滇南战役的结束,大西南除西藏外均已解放。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使在场的将军们疑惑起来。岂料,邓小平话锋一转,尖锐地提出:“当前,有90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有6000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有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残破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邓小平的话强烈地震撼着每个出席会议的人。

停顿了片刻,邓小平继续指出:“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而且手里依然掌握着武装。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也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还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斗争仍然包含着流血和牺牲。要取得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这样才能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紧接着,邓小平对今后的斗争提出了三项任务:“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要教育改造在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俘虏的90万国民党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包下来’的原则,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扰乱社会。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动西南6000万基本群众,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就要依托城市改造农村,干部必须大量下乡,进行农民的组织教育,组织农会,培养干部,帮助建立政权。第三项任务就是提高我军在西南60万部队的素质。‘90万’‘6000万’和清剿土匪,都要依靠这‘60万’为主去完成,在发动‘6000万’、肃清残匪的斗争中去磨炼,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一切落后思想作斗争。怎样才能纠正和克服错误的、落后的思想呢?办法就是要向前看、提新任务。”邓小平的讲话不胫而走,停步不前、居功享乐的错误思想得到了克服,广大干部、战士又重新振作起来,投入了征粮剿匪、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中。

讲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义

重庆刚解放不久,一位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在西南局机关接受刘邓首长的批评。这支部队因接受群众主动提供的慰问品,但数量过多,同时又应群众要求接收了部分青年参军。这就违背了中央关于减轻人民负担、停止扩军和加强纪律性的规定,犯了错误。

某天,这位师政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早早来到西南局办公厅等候。看到刘邓首长走进来,他起立敬礼。情况已经清楚,不需要查询。邓小平表情严肃地指着这位师政委胸前符号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一个词一个词地讲,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解放”、什么是“军”。邓小平说:历史上,中国的军队不计其数,只有我们人民解放军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的人民军队。像你们这样搞,就是要把符号上的“人民解放”四个字勾掉,就和旧军队没有两样。邓小平越讲越生气: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权靠什么取信于民,靠什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是靠口号,而是靠实际行动。邓小平的谈话,深入浅出,以理服人。这位师政委聆听着批评教育,不由深深地自责、自省……

邓小平说完就走了,刘伯承叫这位师政委坐下来,慈祥地鼓励他,犯了错误就要改,改了就好。

邓小平严厉,刘伯承慈祥。其实,他们严厉是爱护,慈祥不是迁就。刘伯承司令员有一句名言,就是“慈不掌兵”。

刘邓共同抓住这一典型,通过批评教育这位师政委,进一步端正了部队的思想作风。

“乱弹琴”

1950年的秋天,越南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华大使黄文欢从北京回国述职,途经重庆,住在春笋路西南局招待所。黄文欢长期跟随胡志明主席,曾与中共领导人共过事,会讲流利的中国话,熟悉中国情况。他提出想会见主政西南的最高领导邓小平同志。他的秘书打电话到西南局接待处,一位姓郑的处长接到电话。刚好,邓小平外出开会去了。郑处长缺乏外事方面的经验,他想,西南局招待所到西南局机关不过10来分钟的路程,再加上机关的车都出去了,于是就回话说:“邓政委很快就回来了,你们走过来行吗?”不一会儿,邓小平坐着美式中吉普回来了。郑处长马上汇报了情况。

邓小平一听,神情严肃起来,他既是批评,也带开导地说:“同志,黄文欢是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按外交惯例,我们需到机场迎接或到招待所看他。你叫人家自己走路来,真是不懂外交礼节,‘乱弹琴’!快!坐我的车,再带一个警卫班,在路上去接人家。”

郑处长马不停蹄地执行任务去了。车刚出西南局大门,只见一个个子不高、一身乳白西装、头戴太阳帽的中年人带着一行七八人向西南局走来。郑处长忙停车上前问道:“请问是黄文欢大使吧!我是邓政委派来接你的。”黄文欢点头示意,非常友好地说:“我们是友好的国家,礼节就不必了。”寥寥数语,郑处长顿感黄大使的亲切友好。

在西南局的会客室里,黄文欢和邓小平相见了。两人久久拥抱,共叙友情。

不设私人公馆

民国时期,重庆城遍布着达官贵人的公馆别墅,别说四大家族中的蒋介石和孔祥熙,就是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建公馆成风,如李子坝的刘(湘)公馆、上清寺的“范(绍曾)庄”、枇杷山的“王(陵基)园”、观音岩的“渝舍”(杨森公馆)等等,以此显示他们的地位和富有。

进城后不久,西南局发出《关于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通知》指出:“要克服干部和战士现在发展的享乐思想,应由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当时,主持西南地区工作的3位首长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首先以身作则,他们3家人合住在一幢楼房里。此房是抗战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两楼一底,大小共十几个房间。刘伯承住底楼,贺龙住二楼,邓小平住三楼,三楼最窄小。这是经过互相谦让之后,按年纪安排的。刘年长、贺次之、邓最小。他们3家住在一起,互相更加了解,遇事也好商量,开党小组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增加了内容,大家有话可说。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3位首长的表率作用影响了重庆市委的领导,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一家住在一个旧楼房里,下面是市委常委办公的地方。市委第三书记曹荻秋进城住的是杨森公馆“渝舍”楼上最靠边一个套间,既是办公接待室又是寝室,直到家属接来迁出“渝舍”,全家6口才搬进机关宿舍。听说秘书要结婚没有新房,他又腾出一间给秘书作新房。由于他是负责政府工作的书记,市政府每周星期六财贸工作例会,就在他家外间拉开饭桌,围桌开会,常常开到深夜,饿了每人吃一碗小面。他常说:“在家里开会,问题敞得开,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60多年过去了,重庆也由中央直辖市、大区所在地、省辖市、经济单列市到今天的直辖市,领导也几经变更,但未留下一处所谓公馆、别墅的地方,这不能不说是刘、邓、贺开的一个好风气。(艾新全)

(摘自《世纪风采》)

(责编:秦晶、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