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在西南局工作的这三年，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忙的三年。三年中，邓小平领导西南人民实现历史巨变；三年中，邓小平实现了个人生涯的华丽转身；三年中，邓小平从军事人才成长为综合能力突出的国家领导人。
在大西南期间，邓小平创造性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大西南7000万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和建设，迅速扭转了西南地区百业凋零、百废待举的残破局面，恢复了国民经济，稳定了社会秩序，变革了社会制度，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托付的使命。
在大西南期间，邓小平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积累了对国情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考与认识，为后来到中央领导岗位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挥政治智慧和平解放西藏
如果说从军事上解放大西南是刘邓配合的又一经典，那么，和平解放西藏则是邓小平充分展现政治、军事才华的惊人之笔。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西北局，提出以西北局为主进军西藏。1950年1月8日，邓小平致电中央，决心接受解放西藏的任务，并提出进藏意见。
邓小平随即着手选将，确定由知识分子多、有战斗力、政治上打得开、军事上镇得住、能独当一面的十八军执行进藏任务。1月15日，邓小平下达指示，确立“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指出历史上对西藏用兵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根本原因是单纯军事冒进、不注重政治和补给。此后，邓小平致电中央，建议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工委），加强政治工作；另请中央协调，由西康、云南、青海和新疆等多路进军西藏，分散西藏阻防力量。24日，中央批准邓小平两项建议。
藏军在昌都布防后，邓小平于8月6日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指示昌都战役事关西藏解放全局，需首战必胜，力求全歼，形成威慑。8月23日，毛泽东致电指示10月份前占领昌都，以打促进和谈。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至24日结束，消灭昌都的藏军5700人。藏军主力被歼，极大震撼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和平谈判大门被打开。进藏部队更是严格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赢得了藏民的热烈欢迎。
1951年2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北京谈判。4月19日，邓小平宴请路过重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讲解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指出西藏人民接受和平解放西藏是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4月22日抵达北京，经过多轮协商，双方意见终于达成一致，“十七条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正式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随后，人民解放军11280余人分三批完成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战备进军，进驻要点和边防要塞，为西藏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运用一元化体制剿平西南匪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土匪成分复杂，不少懂政治、懂军事、有组织能力的国民党溃军加入其中，他们裹挟蒙骗群众，诋毁党和政府形象，孤立新生政权和人民解放军。
剿匪成为西南新生人民政权的首要任务。西南各地刚开始剿匪时单纯依靠军事剿匪，没有统筹发动全社会力量，剿匪治标不治本。土匪们遇到解放军部队集结力量进剿时，就有组织地后撤，化整为零，潜伏隐藏在深山老林和人民群众中，过后又啸聚为害，有些地方曾经一度出现土匪剿不灭的现象。
川东最先向邓小平报告了这种情况，邓小平判断这是西南地区剿匪斗争普遍存在的问题。于是，他提出剿匪斗争必须整合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力量，建立统一领导剿匪的机构，贯彻执行“军事进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的人民战争的方针，即一元化剿匪斗争。1950年3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共同下达了《关于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西南各军区，军分区乃至县、区、乡、保，迅速成立剿匪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斗争。各地剿匪委员会原则上由党委书记任剿匪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军事首长任副主任或主任，下设战术指导组、政策研究组、粮食经济组和情报通讯组等职能机构，强化剿匪作战的领导力量。同时，大量组建人民自卫武装，在一个月时间内，西南组建了90万各类人民自卫武装，使剿匪作战兵力成倍增长。
根据邓小平指示，在剿匪方式上，西南军区除第十五军外，其他各部队均由野战军编制大量转化为地方军，针对剿匪需要，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策略，强化人民解放军剿匪主力部队的灵活性与机动性。
在落实“一元化剿匪”责任上，邓小平在西南实行“包干制”，由各级各地剿匪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内剿匪，土匪有多少剿多少，直至剿干净。“包干制”大力推进了剿匪的速度和成效，各地区将剿匪作为第一任务，党委负责、部队进剿、自卫武装协助、群众联防，构筑了全社会共同剿匪的有力机制。土匪最终无处藏身，从股匪到散匪，再到单个土匪，逐步被剿灭。此外，“包干制”也避免了在剿灭流窜土匪上的责任不清问题，各地区主动配合，联防联剿。到1953年，西南全境土匪基本肃清,成功剿匪116万，“包干制”发挥了巨大作用。
恢复生产抓民生
西南解放晚于全国的整体进度，要在起步晚的基础上赶上全国水平，快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
恢复生产首要问题是要有干部，尤其是抓地方工作的干部。为此，在进军西南之初，邓小平就着手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请示中央后，邓小平想让老区支援6000名公安、新闻、财经、广播和邮电等接管城市后就得用上的紧缺专业人才，结果因为老区也缺人才，实际只支援了几百名。缺口大，任务紧，邓小平果断提出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和杭州等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招收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把老干部作为种子编入其中，组建西南服务团。西南服务团共16240人，边进军边学习，边培养，为接管西南做准备。在1949年9、10月，邓小平三次给西南服务团做报告，强调工作分三步，第一步是接管城乡，第二步是开展农村征粮、剿匪和土改，第三步是回到城市全面建设国家工业化。后来，西南服务团在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人员逐步成长为西南各地的骨干干部。
在上海解放不久，邓小平一次偶然机会在陈毅家见到技术专家陈修和，当即向陈修和咨询成渝铁路的建设投入问题，并请陈修和一同到西南去工作。随后，邓小平委托陈修和在上海物色一支技术队伍，为成渝铁路建设搭建工程技术班子，这使得成渝铁路工程于1950年6月15日顺利动工。成渝铁路一开工就把西南的钢厂带起来了，把其他厂都带起来了，工业和商业也就跟着运转起来了，通过这一环节带动了西南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稳定金融秩序是西南解放后事关群众生活的一件大事。国民党的货币体系在西南早已崩溃，一些不法资本家和商人暗自控制着西南的金融。西南解放后，政府将中央拨付的1000亿人民币兑换发行出去，但这些钱出去后，如同泥牛入海，市场上人民币用不出去，信用立不起来，银元暗地里在流通，不法商人以黑市、造谣等方式动摇群众对人民币的信心。
为此，邓小平决定西南各金融机构和政府挂牌兑换银元，6000人民币兑换一块银元。到1950年初，不法商人和敌特利用春节囤积居奇，把银元价格抬高到9000元人民币兑换一个银元，于是物价波动，上涨了一倍。邓小平又指示西南各地立即采取三条有力措施，一个是广泛宣传人民币是合法货币，号召拒绝用银元。二是把金子、银子管起来，禁止金银私下买卖。三是取缔黑市，打击投机倒把。此外，在农村，提倡农民用人民币缴纳公粮，用人民币就能享受折扣，确立人民币在农村中的威信。随后，中央再次运送大笔人民币到西南，扩大发行面，城市的物价逐步回归正常，人民币在城市的威信也确立了。
人民币兑换出去后，群众又将钱捂在手里，西南又面临着资金无法通过储蓄回笼的问题，流通链条中断，各项建设还是没有钱。群众主要是担心储蓄后遇到贬值会受损失，不愿意存。为此，邓小平指示，西南金融机构推行折实储蓄，存款当日以实际能购买米、布、油、盐、煤五种物品的能力作为单位折算，取款同样以此为折算，确保群众存款不受贬值损失。折实储蓄实行后，货币迅速回笼。随后，邓小平指示金融机构要把能拨付和贷出去的钱用于支持五金生产等实体经济，不支持脱离群众消费水平的消费品生产，有力促进了西南经济的稳健恢复和发展。（刘全）
（据《四川党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