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
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来自于人民，又将自己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他了解他所处时代的人民的愿望和需求。人民群众是最讲实际的，他们并不着力追求超越自己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希望社会能够为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提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搞现代化，说切实一点，就是为了民富国强。当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以前曾妄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20世纪60年代还提出了在几年十几年之内超英赶美的口号。虽然愿望是美好的，但又不得不接受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自1975年以来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针对当时“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的逆行，他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1978年9月视察东北时，他提出要利用有利的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他强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新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作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但在以前又是讳莫如深的问题。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出版后，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们以往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说：“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这个问题不光我们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发展生产力。只有我们实现了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要发展自己就要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
正是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改革开放20年来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就是我们党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
正确分析国情，邓小平和我们党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据此，他把中国人民引入了真正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之路，第一次解决了实现民富国强的现代化的途径和步骤。他设计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
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实现这个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步骤是分“三步走”，即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设计、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所以，他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观察和思考一切问题、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他要求党员和各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心中时刻想着人民，和人民群众一起长时期艰苦奋斗，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他希望全体中国人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大家共同努力，振兴中华民族。
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当时，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人们，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衷心拥戴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期待他能够带领大家拨乱反正，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藩篱，进行“四化”建设。然而，尽管这位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想抓经济，搞建设，但却“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拨乱反正举步维艰，平反冤假错案阻力很大，经济工作中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在继续。历史在徘徊中前进。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由“照过去方针办”的领导人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和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经历了长期“左”的痛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场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将期望投向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两个凡是”的力量展开了较量，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负众望，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胆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和推动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一步步拨正了航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