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向认为，报刊宣传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他成为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人以后，即便没有亲手创办和主编报刊，但在繁忙的党务军务工作中，也不忘关注报刊新闻业的发展，或领导创办新的报刊，或指导报刊的宣传，并不时为报刊撰写稿件。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出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月，他对新闻宣传十分关注，提出要最大可能地加强随军记者的力量，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邓小平还在总政出版的《前线》周刊发表了《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等文章。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后，他也为该刊撰写重要军政著述。1940年7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出版的《前线月刊》创刊，他曾是该刊的编委之一。1943年10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全面主持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政工作，该地区的报刊事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比较重要的报纸有《新华日报》华北版（及太南版、太行版、太岳版等）《晋冀豫日报》《冀鲁豫日报》《中国人报》《战场周报》等，而各机关、团体、专区、县发行的小型报纸种类就更多，总计约有四五十种。刊物方面，数量也有三四十种之多。
邓小平不仅经常关注报刊的宣传工作，而且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晋冀鲁豫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党的生活》《抗日战场》《战斗》和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发表了《在敌后方的两个战线》《悼丁思林同志》《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文章。
在1947年率军转战大别山期间，部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邓小平指出，越是艰苦的时候越不能丢弃宣传工作。他认为宣传工作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工作，是团结大多数民众在我党我军周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武装人民思想的主要手段，“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
在解放战争的决胜阶段，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部南下，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并迅速出版南京《新华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等。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直接领导筹划了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省党报的出版。194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邓小平出任第一书记。他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新华日报》报头，交给筹办西南局机关报的人员，并指示他们随军向重庆前进。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0日，西南《新华日报》与读者见面。12月底，为稳定物价，他指示《新华日报》每天都要公布重庆的折实单位，让广大群众知道油、盐、米的牌价。他不仅对报社工作做过多次指示，还亲自审阅修改报纸的重要言论，也审阅修改过不少记者的稿件。他在审阅会议新闻稿时，经常勾掉自己的讲话内容，并说“新闻要短些”。
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邓小平曾详细阐述了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性质和任务以及如何办好报纸等问题，这是他的一篇有关新闻出版工作的著名讲话。他指出：“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认为报刊宣传由于辐射范围广泛而具有特别的效力，“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针对部分领导人不重视新闻工作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办好报纸，关键在领导重视：“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他鼓励说，“《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强调“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提倡领导同志亲笔给报纸写文章，并身体力行。同年10月1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开国一年在西南》的短文，回顾总结一年来的工作。
1953年，邓小平调往中央工作，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他每天要看很多报纸，并参与审阅《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在六七十年代，他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崛起，看报纸成为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与报纸的关系更为密切。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文章。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得到了邓小平的明确支持。文章写道：“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邓小平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报纸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借助于影响力极大、极具权威性的中央党报上的这篇不朽之作，邓小平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与实践波涛，思想的大解放催生了改革开放的大变化。
之后，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要求“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孟红）
（摘自《党史纵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