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邓小平是坚持原则、具有主见、坚定沉着、是非分明、处事果断、举重若轻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曾称赞他：“人才难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政治性很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纵观他的讲话，有一个重要特点，敢于说“不”，爱说“不行”。翻开他的著作，“不行”一词用得非常多。
比如，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等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意见，开门见山：“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后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强调：“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旗帜鲜明、单刀直入、淋漓尽致地表明了他政治的坚定性。
邓小平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说“不”。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强调：“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
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外交场合，邓小平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毫不妥协，经常用“不”和“不行”表达自己坚定的原则立场。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对于一些友好国家提出的善意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邓小平也直截了当用“不行”来答复。1975年2月2日邓小平会见冈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利乌·巴达拉·恩吉。当时两极对抗，美苏争霸，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明确说：超级大国不能当。就是人们说的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这也不行，不能当头头。想当头头，本身就居心不良。在许多人的外交辞令中，常常讲究模糊、圆通，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直来直去，反而在世界上赢得了坦诚、直率、好打交道的赞誉。
在晚年，邓小平曾对中国的发展思路进行反思。1990年7月3日上午，邓小平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的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邓小平此类话语还有许多。如“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这些都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邓小平这种敢说“不”、善说“不行”的原则态度和勇气、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然而，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些人却不是这样，凡事习惯人云亦云，习惯看领导脸色说话，习惯打“顺风旗”，以取悦旁人为能事。在当下，治国安民，执政兴国，“讲真理，不讲面子”，愿各级领导从邓小平爱说“不”和“不行”的风范中受到启迪。（萃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