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改革非搞不可”（2）
由于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打破了原来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市场价格不但刺激了紧缺物资生产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紧缺物资的节约，还使不能纳入计划的乡镇企业在市场上买到了原材料，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但双轨价格的存在也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因为在双轨价格的条件下，生产厂家总会千方百计地少生产计划内产品，多生产计划外产品，还要想尽办法把计划内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用户自然也想方设法地多买计划内的商品，少买计划外商品，甚至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套购计划内的商品。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职业，群众称之为“倒爷”，就是把计划价格的商品倒到市场上去卖。当时流传的一则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在武汉的一家旅馆里，一位“倒爷”将手中的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间的另一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这张提货单没有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取了暴利。这批钢材的价格由每吨700元加到1600元。
在双轨价格条件下，权力和市场的恶性结合成了罪恶的渊薮，成了当时腐败现象的物质基础。一时间，要求改变双轨价格，进行物价改革的呼声很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明确指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据此，1988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着手研究价格、工资改革方案，加速价格改革。
“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
“物价改革非搞不可”，但价格改革关系国民经济的全局，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分配，是最容易牵动人们情绪的。因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
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党中央对物价改革一直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按照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力负担的可能，在保证人民实际收入逐步增加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从1978年到1984年，物价一直“温和”上涨，平均每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2.5%。1984
年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全面进行价格改革后，物价上涨的幅度也是不大的。
中央决定1988年价格“闯关”时，也是很慎重的，计划得较为周密。
4月5日，国务院决定先放开肉、蛋、菜、糖4种副食品价格。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北京市政府决定，从5月15日起，对猪肉（禁食猪肉的民族为牛羊肉）、鸡蛋、大路菜和白糖4种主要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同时每月给每个职工补贴10元。具体办法是：
猪肉，带骨带皮的统货肉每500克由1.39元调为2.1元，瘦肉由2.5元调为4元；牛肉，去皮去骨的统货肉由1.8元调为2.8元；羊肉，由1.95元调为3元；白皮鸡蛋，每500克由年均1.41元调为1.81元；绵白糖，塑料袋装每500克由0.9元调为1.42元；大路菜，平均每500克由0.1915元调为0.249元。
对城市居民凭证定量供应的粮食、食品不提高价格。猪肉、食糖、鸡蛋提价后，仍按原定量标准供应。
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由补给商业部门转为直接补给居民，补贴范围和标准是：
国营和集体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离退休职工、城镇优抚救济对象每人每月补贴10元；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和研究生每人每月补贴8元；在校中专学生每人每月补贴7元；禁食猪肉民族的补贴金额分别在以上三个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两元，补贴款由职工和学生所在单位发放。家庭人口多，生活确有困难的职工、由各单位酌情给予适当困难补助。
采取这种给居民价格补贴来放开价格的做法，是为了缓解这几种食品价格购销倒挂的矛盾，既促进生产，也可以改善供应。
这一年，国家又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提高了粮食合同定购价格。棉花收购价格也有
较大幅度的上调。还提高了部分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如煤、原油、电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7月，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并在7月28日全国统一执行。由于这类商品不影响普通群众的生活，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放开后，涨价幅度很大，茅台酒的零售价由二三十元一下子涨到290元。中华烟也由每包一两块钱涨到12元。在此之前，彩色电视机的价格也实行浮动，18英寸彩电由每台1330元上浮到1900元。由于彩电供不应求，实际价格比这还要高出很多。
这么大的涨价幅度，给群众造成了物价将要大幅度上涨的心理预期。当时报纸上宣传改革要付出代价。什么样的代价呢？过去不清楚，现在有了一个形象的答案：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瓶茅台酒！这叫群众怎么不恐慌呢？
从8月7日开始，福州、天津、上海、重庆、成都、北京、西安等城市出现了抢购的情况。全国其他城市，城镇和农村也随之发生抢购，且形成迅速蔓延之势。
当时的场景，经历过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对于这一场来势凶猛的抢购风潮，报刊杂志有过不少生动的描述。
物价，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这个话题，绷紧了社会的神经。
各种流言不胫而走。人们不顾炎天火日，急匆匆涌上街头，挤入商店，向货架上投去恐慌的饥渴的眼光。抢购肥皂！抢购卫生纸！抢购皮箱！抢购洗衣机！着了慌的居民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能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长沙市友谊商店一位经理向记者说：“真是奇怪！顾客像疯了一般！把钱不当钱，见什么都买。我们积压了好几年的毛毯一下就卖光了。质量最差的洗衣机也卖光了，
仓库已经空了，营业额猛增，营业员大拿奖金，一个个都笑呵呵的。”
《小说界》透露：上海的抢购风潮自3月2日始，2角6分的草纸涨到了3角8分。火柴，连7分钱一盒也买不到了。理发费、住宿费，也纷纷上涨。
新华社记者报告：南京的抢购风潮自3月8日始，鼓楼地区一居民买了400盒火柴，放在家里，小孩玩火酿成了大祸。
抢购风潮使商品销售量大幅度提高。8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比1987年增长了38.63%，比1988年7月增长了7.5%。据有关部门估计，这次商品抢购风，抢购了约60亿元商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商品抢购伴随着挤兑银行储蓄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绝对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6.8亿元，历史上8月份出现储蓄绝对额下降的只有1960、1961、1962和1967四个年份。这次突击提存，人们不仅动用活期存款，而且动用了定期存款进行抢购。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抢购风潮，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是很多的。
主要是经验不足。1988年的价格改革和过去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由过去的“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变成了“以放为主”。从理论上说，不放开价格，不让它回到供求关系中去，是不可能达到价格改革的目的。但是，当时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物价放开以后，除了需要释放长期积累的隐性通货膨胀以外，还要释放1984年以来新的通货膨胀因素。这就是国民收入超分配和货币的过量发行。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85年到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6%，而货币增加了79.17%，现金流通量增长了116%。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此之大，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价格放开后，物价自然大幅度上扬，导致大规模的抢购。（武市红 高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