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又度，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谈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
——1991年春节前后，邓小平视察上海，对浦东开发开放寄予莫大的希望并给以明确的指导，再次谈到：“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1992年初，南国早春。踏着春的脚步，邓小平再次莅临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深圳、珠海及上海等地。边走、边看、边谈，这位思维敏锐的老人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科学论断。
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时，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这段论述，简明而又极其深刻，一语中的。其重大意义，江泽民作了科学的评价：“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就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继往开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为指导，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付诸实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和贡献。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就领会和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发表讲话，袒露了党的十四大即将出台的一些重大决策。就是在这次讲话中，第一次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
江泽民说：“现在可以这样讲，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总结国内外经验，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全党也进一步统一了，完全可以进入加快实施的阶段了。”这种新经济体制，“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14年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之后获得根本性突破的时刻。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述作了简洁、系统地概括，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四大还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入了修改后的党章。
这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决策正式出台，并成为全党的统一意志。
十四大结束时，邓小平在江泽民的陪同下，出现在十四大全体代表面前。老人那发自内心而又溢于言表的笑容，是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赞许，抑或是对十四大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的褒奖。
一年后的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遵循十四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全面部署了建立这一新经济体制的步骤和措施。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就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行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而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历史新阶段，成功实现了宏观调控的“软着陆”，抵御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向着“力争在二十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的目标稳步推进。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价格改革
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
——邓小平
“物价改革非搞不可”
党中央最高层作出放开物价，进行价格改革的决定是在1988年。而在此之前的1987年，物价就已经开始上涨了。请看当年的经济形势：
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超过14%，轻重工业增长速度比例为47.6∶52.4。生产性投资由上年60.6%上升到65.9%，能源投资比上年增长22%，原材料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31.3%，1月至11月，国内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3.8%，支出增长1.7%。粮食增产50亿公斤。
与这些经济增长成就相伴随的，是令人头痛的物价问题。各大城市，猪肉涨价20%，蔬菜上涨30%。1987年全国物价上涨指数为7.2%，高出计划1.2%，猪肉、食糖等农副产品告缺，匿迹多年的肉票重新登场。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物价都是由国家制定的。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采取了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即人为地降低生产原料价格，这样做，对于集中有限的物力和财力，进行工业化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强制性地压低一部分生产原料的价格，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由于购销价格倒挂，国家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高达几百亿元。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调整价格。
为了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从1979年夏天开始，中央决定提高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幅度达25%，同年底，提高了8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幅度为30%。与此同时，在1979年和1980年两年里，还分别提高了原煤、生铁等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提高幅度也在30%左右。此后，中央在1983年全面调整了纺织品价格，涤棉布降价31%，纯棉布提价19%。1983年和1985年，提高了铁路、水运的价格，提高幅度为20%左右。
几年的价格调整，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等“短线”产品生产的发展，使国民经济不协调的状况开始有所缓和。
但是，由于经济体制内在的弊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认为调得比较合理的比价，不出几年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况。例如，工农产品的比价指数（反映“剪刀差”大小的一种数据），1979年比1978年缩小了14.2，两年后就又恢复到1978年的状态。基础产品价格提高了，过了两年，加工工业的价格也跟着上来了，二者不合理的比价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理论界称这种现象为“比价复归”。比价复归，是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复归。改来改去，价格水平提高了，价格扭曲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还有，改革之初，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放开价格。只能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即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计划内的即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往往高于计划价格。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