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减整编提高战斗力(2)
1980年，全军以大力精减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为重点，再一次进行精减整编，减少部队数量，提高战斗力。3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精减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不仅阐述了“消肿”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精减的方针原则，而且提出了军队体制的全面改革问题。他说，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不行。要求通过体制改革，建立起军队合理的组织结构和完整的规章制度。
此时，邓小平已经从更深层次来考虑“消肿”问题。他已经把“消肿”同改革军队体制联系起来，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联系起来，同军队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联系起来。他的精减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思想观点更加深刻了。
1982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部队精减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根据他的指示，中央军委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后，又对14个兵团级、114个军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合并到铁道部，国家基建工程兵撤销，全军总员额下降为423万人。
经过1975年到1982年的历次精减整编，我军“肿”的问题有所改观。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满意，他认为军队的规模仍然偏大，特别是对高层领导机构的臃肿状态没有从根本上的改变，感到不满意。他在1982年9月中央军委下达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于是，1984年，邓小平作出了惊世之举：百万大裁军。
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要求在两年内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会议提出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把军队工作由原来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相对和平建设的轨道。
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机关人员分别减少了60%、30.4%、52%，处以上机构减少近1/6，原有11个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级以上单位减少31个，师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降为1：3.3。上述行动的结果，使我军在精兵、装备、合成和效能上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体上完成了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以实际行动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诚意和决心。
1987年，百万裁军行动胜利结束。
邓小平与“两个转变”
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这两个重要的转变，是邓小平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透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的差异，依据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作出的。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80年代以来邓小平通过冷静、客观地观察国际形势得出的基本结论。
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种思想认识，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一直为世人所瞩目。我们党对新的世界战争的预测历来十分重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一度曾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估计过分严重，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此，在一段时期里，全国备战，全民皆兵，一切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
80年代前后，邓小平根据对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分析，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1975年和1980年他曾先后多次指出，大仗五年打不起来。以后又说，大仗十年打不起来。他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并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基于邓小平的这一判断，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从而适时地把全党的认识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他说：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1984年9月27日和10月10日，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现任总理科尔相继访华，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们。在会见中，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提到了科尔1974年访华和施密特1975年访华时双方在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上的分歧。
科尔和施密特上世纪70年代访华时，邓小平作为副总理曾经会见过他们。在会谈中，当时中国曾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但德国客人则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会见施密特时曾说，他知道苏联要干什么，将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施密特则认为大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当时陪同会见的邓小平一言未发。
10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这两位德国客人时旧话重提。邓小平说：“那时你们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他强调：“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更为明确，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武市红 高屹）(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