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7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8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1957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畅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总之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一、什么项目；二、从哪里引进；三、定在什么地方；四、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邓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讲话稿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对新事物要采取支持鼓励态度。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方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方米，相当于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于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1/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8个问题改为讲4个问题。同时要求开头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6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国际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关于这个讲话稿，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起的。（于光远） （据《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