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1日至1975年2月8日，我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是一个工作班子的负责人之一。当时，邓小平同志是军委六人小组(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王洪文、张春桥)成员之一。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工作班子的工作人员每周向军委六人小组口头汇报一次工作。
在军委工作的一年时间里，多数时候我们的工作是由我们给军委六人小组的领导分发事先打印好的汇报提纲或有关材料。邓小平同志基本上次次到会，很少缺席，因此，我每次都能见到他，并亲自走到他的座位前送材料，会上，常常听到他的插话、提问和指示。
时间观念最强：
开会来得最早，走得最快
1974年，军委六人小组听取我们或各大单位领导的汇报，一般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每次开会，第一个进入会场的总是邓小平同志，他夹着文件包，昂着头，大步流星地进入会议室后，直奔自己的座位而去。入座后，先向坐在他对面的我们4个人点点头，然后便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左手夹着一支烟，或低头翻阅文件，或静心思考问题。
其他5位小组成员都到齐后，叶帅说“开会吧”或“请胡炜(原副总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他们汇报”，会议便正式开始。
两个多小时后，会议结束，叶副主席宣布“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话音一落，邓小平同志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夹上公文包，向大家点点头，直奔会议室大门而去。
刚开始的几次会议，我没注意，以后每次会议邓小平同志都如此，便激发了我的钦佩之情。我常想:小平同志身居要职，开会如此守时按点，真了不起。这一方面表明他时间观念很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参会人员十分尊重，不让大家等他，也不占用大家的时间。
4月6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4月19日载誉归来时，周总理在机场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在这半个月里，邓小平同志没能参加军委六人小组的会议，我们都很想他。回国后的一天，他又是第一个走进会议室。胡炜同志见邓小平同志凯旋，带头站了起来，我们三人也“呼”地一下跟着站起，4人一起向邓小平同志行了注目礼。邓小平同志刚坐下，叶帅就进来了，两人一见，分外高兴，叶帅大声说:“这些天全世界都注意你呢！”邓小平同志笑着，摆摆手，谦逊地大声说:“全世界注意的是主席的‘三个世界’的提法哟！”
讲话单刀直入：
句句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1974年2月8日至3月18日，军委六人小组为了了解军委直属队各大单位群众发动的情况、领导对运动的态度和各级党委掌握政策的情况，
每隔两天就开一次会，让各大单位的领导和群众代表到三座门来汇报，我们4个牵头人列席。
汇报中，军委首长提问、插话、作指示，会议气氛十分活跃，有时又略显紧张，原因是王洪文、张春桥发言时，调子很高，动辄点名批评一些大单位的领导。我刚从北京军区机关调来，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心里不免有些想法。
而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六人小组会上的讲话风格，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他单刀直入，句句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给听者一种痛快、淋漓之感。比如，2月3日军委开会，听取空军的汇报时，空军司令员马宁汇报与林彪阴谋活动有牵连的空军原参谋长对群众的揭批搞反扑时，邓小平同志只说了一句话:“停职！”非常果断、坚决。
2月8日，军委六人小组听取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领导同志的汇报时，王洪文、张春桥都讲了很长一段话，而邓小平同志只讲了一句:“总政要揭一下，很乱。”他既讲了怎样做，又讲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让听者很得要领。
批评很讲分寸：
不给问题定性，更不以势压人
7月1日，在军委六人小组会议上，我们4个牵头人汇报筹建《解放军报》临时领导小组的情况。当我们汇报说，报社的大多数群众认为一把手应当从外面调一个来时，邓小平同志马上说:“不要总是从外面调人。”他一锤定音，会后我们便从报社内部选一把手，仍让华楠同志当组长。
还是这一次，我们汇报说，有一位从野战军调来的领导同志，办事果断，政治上很强，就是因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报社部分群众对他有些意见。听到这里，邓小平同志立即插话:“群众关系紧张的人不要进报社的班子。”按照这句话，军报领导班子配齐后，这位领导同志仍旧回野战军分配了工作。
8月中旬，毛主席批准成立《解放军报》临时领导小组。8月16日，军委六人小组接见军报临时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由组长华楠汇报新班子成立后的工作打算。华楠说:“我们一定把运动和办报都抓起来，首先要继续揭批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邓小平同志听到这里，坚定地说:“就是要批几个人。”
当华楠汇报到有些犯错误干部精神不振时，邓小平同志又插话说:“犯了错误检讨以后，取得群众谅解，就可以工作嘛！”当汇报到下一步要配好处一级领导班子时，邓小平同志又强调说:“两派中有错误的人，检讨了都要用。”
在军委六人小组会议上，对参加汇报的各大单位的领导同志，邓小平同志十分尊重他们，很少有声色俱厉的批评，偶尔有批评也是善意的，不让人难堪、下不了台。2月10日，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同志向军委六人小组汇报工程兵的运动情况，讲到一个师政委在兵种汇报会上有议论江青和毛主席的言论。听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当即批评陈司令:“你们党委当时怎么没有态度？怎么不反映？”
而王洪文则扣帽子说:“这是分裂中央！你是党委书记，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不管不问，怎么行？”
当时，坐在会场上的我直为陈司令员捏一把汗。我暗想:“陈司令员是在井冈山上就跟毛主席闹革命的红军将领，战功卓著。王洪文仅40多岁，就这么训斥陈司令，太过分了。”而邓小平同志的批评很讲分寸，很讲策略，不给问题定性，更不以势压人，让人口服心服。
办事大刀阔斧：
总长任命一下，立马开始整军
1975年1月25日，四届人大刚刚闭会一周。新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同志，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发表了著名的《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当时，我就坐在台下，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富有勇气、胆略和魄力的长篇讲话。在这之前，我只是在军委六人小组会议上听他插话、提问、作指示。他每次插话都简短扼要。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内还只是个军委委员，大概是没有实职，不便多说。现在，总参谋长的任命公布了，他有职有权，话匣子一下便打开了。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果敢地指出:“现在是问题成堆！”
“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
“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性很差。”因此，他大胆地提出:“军队要整顿！”
坐在台下的我，听着邓小平同志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更加钦佩这位老人。我想:“一个‘靠边站’多年的老人，重新得到毛主席的信任之后，丢掉一切顾虑，不怕‘抓辫子’，不怕再打倒，勇往直前，大刀阔斧，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怪不得毛主席称赞他‘人才难得’。”
近年来，我重读《军队要整顿》一文，联系我军发生的变化，再一次深刻认识到，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整顿”的论述吹响了人民解放军整顿、转型的号角。通过整顿，调整了软、懒、散的军队领导班子；通过整顿，处理了派性思想严重的人；通过整顿，削减了军队的数量，并通过落实政策，在军队高层增配了一批“解放”出来的老干部。我军能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显然，邓小平同志的建军方略起了重要作用。（张崇发）
（据《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