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周恩来已身患重病，他衰弱、疲惫的身体，已不可能再事必躬亲、周致缜密地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谁能更多地分担周恩来的工作，以统筹全局，将国家由大乱治理得走向大治呢？毛泽东想到了邓小平。8月14日，他在邓小平的长信上批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可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毛泽东的批示迟迟得不到落实。12月18日，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催促中央政治局安排邓小平的工作。
毛泽东在听取政治局的汇报后，很快做出答复，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次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这时，他在江西已经居住了3年多。接到中央的通知后，邓小平感慨地说：“我还可以干20年！”经受“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非但没有被整垮，反而对历史的进程充满信心。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他充满感情地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派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分管的工作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参加对外活动，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大政策问题。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接见邓小平，看着邓小平健康敦实的身体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毛泽东有意将这一消息传播给媒体。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由柬埔寨解放区归来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出席宴会作陪。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德国作家乌利·费兰茨是这样记述如此令人惊讶难忘的情景的：
“这是……不，决不可能！”惊呆了的客人没有搞错。穿着酱色“毛式制服”的矮小老人不是别人，就是邓小平。……当领导们集体进入人民大会堂前厅时，他走在旁边。……尽管邓站在后面，但他的出现很快传开了。外国人不知所措，中国人大为吃惊。就在宴会开始时人们发现，不是亲王而是邓成了1973年4月12日的“无冕之王”。
如此公开传播的信息，无疑给遭受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毛泽东为此深感不安，犯愁着急。他经过深思熟虑，才果断地决定，请邓小平尽快出山，收拾时下全国乱哄哄的残局。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提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事，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第三天，毛泽东在和有关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及此事，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笔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隔天，毛泽东召见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又谈起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邓小平——笔者注）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庆节刚过，毛泽东便通过秘书告诉王洪文，向中央政治局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无疑又给江青“组阁”图谋以当头棒喝。于是，10月17日，江青又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题发挥，逼迫邓小平表态，承认有“洋奴思想”，邓小平不得不愤而退场。
几天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时，邓小平表示，对主席安排的工作，“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宣布：“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从此，邓小平开始代替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张家康）
（摘自《党史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