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佩服邓小平”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先生。这是邓小平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1985年，金庸先生被聘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
金庸先生在多种场合说过同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
说这句话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邓小平曾经会见过他。早在邓小平“落难”之时，金庸就表露了对邓小平的钦佩之情。当时，中国正轰轰烈烈地搞“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被“打倒、批臭”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偌大的中国，几乎没有人会想到邓小平会“复出”。
预言“邓小平必将复出”
但金庸先生却与席卷中国的“批邓风”唱了个反调。
金庸是香港《明报》的创始人，行内人士对金庸先生的评价是“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他写的14部武侠小说，在2004年时就已经拥有3亿以上的读者，堪称全球第一畅销书；《金庸社评集》收录的金庸亲笔社评达500余万字。在当今世界的报社社长或总编辑中，有如此成就的不会有第二人。用著名作家魏明伦的话说，是“山至绝顶金为峰”。
记者在向金庸先生多次请教的过程中，发现金庸先生最珍重的不仅仅是拥有世界最大读者群的小说，更是他几乎每天一篇有独特见解的社评文章。
在金庸诸多的社评中，最令他自豪的是政治色彩极浓的预言，“邓小平必将复出”则是其中的经典之一。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被贬谪至江西，在南昌市郊一家拖拉机修造厂劳动。金庸在《明报》的多篇社评中对邓小平的才华和风骨予以高度评价，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1976年春，周恩来总理逝世，中国大地又刮“反击右倾翻案风”。金庸预言，邓小平一定会“东山再起”。
1981年2月，此时是距邓小平会见金庸的前半年。金庸在《明报》撰写了《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金庸表示，有关香港的未来，中英双方的想法是相当一致，维持香港的现状，对各方都有利。金庸在文中提出了三点建议：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
1982年，中国政府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金庸的预测得到验证。
对于江青，金庸作过两次预测，一次是1966年12月，金庸发表社评，预测江青将会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地位炙手可热；另一次是在江青气焰日趋嚣张之时，金庸发表了题为《不知往哪儿躲》的社评，推测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
1967年底，林彪已经确立了“亲密战友”“接班人”的地位，金庸却发表了《林彪渐露跋扈相》的社评，后来又发表了《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的社评，预言林彪不会有好下场，将死无葬身之地。
金庸的预言和社评自然受到读者的关注，一张创办时间并不长的《明报》迅速上升为香港的主流报纸。
邓小平受困江西时，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天下大事。金庸的言论自然引起他的注意。1970年，金庸的小说在中国尚未公开发行。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可以说，邓小平是金庸小说在中国的最早读者之一。
“去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访问邀请。
1981年，金庸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中国。1972年9月，金庸先生宣布“挂印封刀”，不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此后，他又花了10年时间，整理《金庸武侠小说全集》。接到访问邀请时，金庸修订《全集》的工作已近尾声。接到邀请后，金庸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
金庸先生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钦佩他刚强不屈的性格。
这一信息很快就上达邓小平同志处。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对金庸先生的要求立即作出了回应。他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系笔名)。
邓小平将会见金庸先生的消息很快传递到了香港。金庸十分高兴。他一一发函给在国内的亲友，请他们到杭州会面。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在杭州读过书，当过记者，他的一位亲妹妹也住在杭州。
7月16日，金庸携夫人和儿子、女儿踏上了这次有特别意义的旅程。
邓小平递给金庸一根“熊猫”香烟
7月18日上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金庸说：“我一直对邓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很感荣幸！”
邓小平笑着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那天，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衣，而金庸则按照香港的礼节穿着西装。邓小平对金庸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请查先生除了外衣，咱们不用拘礼。
现场气氛一下子就融洽了许多。
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热情询问金庸儿女的姓名。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合影留念之后，两人坐下谈话。
他们的第一个话题是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金庸说，以邓先生的功绩，原本可以当主席，您却不重视个人的名位，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很少见，令人敬佩。
邓小平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当领导的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会坏事。”
邓小平与金庸谈到了《明报》的社评：“你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我们有共同语言。”
谈话间，邓小平突然发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和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您指教。”
邓小平笑着说：“你说不上不要紧，我也说不上，我看总有一百多种吧。”
那天，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他们谈到了中美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谈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谈到了人才的培养。会谈中，邓小平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谈及这一细节，金庸记忆犹新。
会谈结束，金庸告辞。邓小平亲自送到福建厅门外。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来一次，到处去看看。”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多家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当年9月，《明报月刊》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以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这期杂志在一周内连续加印了3次。
邓楠告诉金庸：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同志邮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中国“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至今依然。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在北京的金庸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天才的设想”，超越了英国人的预料，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1985年6月，中方委任查良镛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5年7月1日，金庸到北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4日，他在全体会议上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发言完毕，掌声热烈。其后，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共三次接见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
金庸则依旧不断地在《明报》上发表社评，支持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曾在《明报》上写过一篇社评，题目是《大家斗命长，仍盼邓能赢》。主要的意思是说，只要邓先生坚持改革开放，就能把中国带上一条光明的大路。金庸在文章中热切盼望邓小平健康长寿，“一身系天下安危”，这个“天下”就是中国。（万润龙）
（据《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