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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还债”:邓小平缅甸之行

2017年12月28日09:48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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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并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在此背景下,一些外国政要纷纷前来访华,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领导人回访却不多。为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国政府安排了较多的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当时被称之为外交“还债”。

邓小平高度重视这项工作。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之后,在他的大力推动和身体力行下,中国政府的外交“还债”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外交“还债”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

总体来讲,中国外交的“还债”工作,既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考量。

从国内来讲,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面对着百废待举的紧迫局面,党内高层在酝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观规划时,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这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主要要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增加外汇,还要抓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长,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必须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加快中国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更是成为全党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为此,邓小平提出外交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来开展。他反复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从国际来讲,其时的国际形势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带来的战争危险,不但威胁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威胁到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都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以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减少战争威胁;二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和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设备和资金大量闲置,市场萎缩,普遍面临摆脱经济萧条、调整产业结构、开辟新的市场的需要。很多发展中国家则纷纷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引进资金和技术,寻求加快经济发展的途径。这两个特点,均要求中国要对以往的对外政策作出适应形势变化的调整。

此外,当时中国特殊的周边安全形势也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外交“还债”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苏联的“咄咄逼人”,世界战略格局及美苏关系均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政治逐步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在对华关系上,苏联坚持其60年代的对华方针,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到70年代末期,中苏之间的这一尖锐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围绕印支半岛复杂形势的激烈搏弈中。

正是由于上述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第三次复出之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邓小平便马不停蹄地出访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7个周边国家。在这其中,1978年初他对缅甸等国家的访问,又被外界视作他“再次恢复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访问,“也是在一系列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以后中国方面的第一次回访”,因而备受国内外关注,其历史意义也十分重大。

访问缅甸:再续“胞波”情谊

197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应邀访问缅甸。同年9月,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又在访问朝鲜途中顺访了中国。熟谙中国政局的吴奈温,意识到邓小平在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早在邓颖超访缅之际,他就通过邓颖超问候邓小平;顺访中国,他又在同邓小平会谈时,当面邀请邓小平对缅甸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欣然允诺。这是中缅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恰在此时,随着美苏两国在中东、北非、南亚及东南亚等地的争夺日益激烈,国际形势并不平静。尤其是进入1978年以后,苏联、美国、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均围绕着印支半岛上的越柬冲突开始进行激烈的外交博弈,印支半岛的地区形势日显复杂,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此背景下,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于1978年1月26日至31日正式出访缅甸。邓小平此访,不仅是继20世纪6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首次访问缅甸,而且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重要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这次出访,不仅标志着中国外交“还债”进程的重大推进,从地缘政治上讲,更“具有平衡河内影响的作用”,“是为反制越南,对邻邦施展周边外交的一环”。

1月26日下午3时(仰光时间),邓小平副总理乘坐专机到达缅甸首都仰光,受到了盛大隆重的欢迎,“其礼仪规格比欢迎一位国家的总理的礼仪还热烈隆重”。吴奈温等缅甸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同行的新华社记者这样记载:“邓小平副总理精神抖擞、笑容满面地走下飞机舷梯,吴奈温总统也笑容满面地迎上前去,同邓副总理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这时,机场上鸣礼炮十九响。”“当邓小平副总理绕场一周同三千多名欢迎群众见面时,机场出现了热烈的场面。身穿白衬衫和翠绿或天青色纱笼的男女青年,组成了一个色彩鲜艳的方阵。他们挥动手中的缅中两国国旗,高呼‘缅中友谊万岁!’‘祝副总理身体健康!’十多个乐队鼓乐齐鸣,五彩气球升上天空。邓小平副总理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从机场到宾馆的六英里途中,数万名市民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夹道欢迎。他们招着手,不断高呼‘缅中友谊万岁!’”

西方媒体很快便捕捉到了这次访问的特殊意义,评论说:“由于越南和柬埔寨两国发生边界争端,中苏对立更加尖锐。当此之时,迄今一直推行中苏等距离外交的缅甸,如何对待中国所采取的态度,这也和今后的东南亚形势有关,值得注意。”“邓副总理出访,是他去年年中再次恢复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在一系列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以后中国方面的第一次回访”。并认为,虽然“邓小平此访是对吴奈温总统去年九月访问北京的回访”,“但是,邓副总理选中缅甸作为第一个出访国,而且,在为国内政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要在缅甸逗留近一周时间,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方针”。

邓小平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高度肯定了中缅之间的传统友谊,并且着重谈及了此次访缅的主要目的。他说:“近年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共同愿望。我们这次来缅甸访问,正像两国领导人历次访问一样,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

1月27日上午,邓小平同吴奈温举行了会谈,“会谈是以不拘形式自由交谈的方式进行的”,双方就“增大和增强两国在共同利益问题、本地区及国际事务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月27日晚,缅甸总理吴貌貌卡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一行。他高度赞扬邓小平此次访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随后,邓小平致答谢辞,提出当前国际形势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不利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并强调中缅友好有利于亚洲团结反霸共同事业。他说:“亚洲形势的发展也十分令人鼓舞。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亚洲地区的扩张和渗透不断遭到挫折。许多亚洲国家明确宣布反对任何国家在世界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反映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对于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争端,我们历来主张由有关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我们相信,只要亚洲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挫败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阴谋,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1月30日晚,邓小平在仰光阿龙路总统府碧绿的草坪上举行告别宴会,答谢缅甸领导人在他访问期间所给予的盛情接待。在宴会上,他致祝酒辞,总结了此次访缅的成果。他说:“中缅两国是亲戚‘胞波’般的友好国家。我们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和接触,对于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了解,是十分有益的。”“双方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我们两国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相互帮助和合作的关系。如果说我们过去对你们有一点贡献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双方都有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共同愿望和决心。”

邓小平此次访问,在缅甸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吴奈温总统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这次访问。缅甸的主要报纸也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热情赞扬这次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缅两国人民“胞波”般的传统友谊。

邓小平对缅甸的成功访问,不仅对推动中缅双边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此次缅甸之行,“是为了阻挠莫斯科力图通过扩大苏联同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来‘包围’中国而作的一种努力”,“意味着旨在使东南亚结成反霸统一战线的中国的新的外交政策的开始。”(董振瑞)

(摘自《湘潮》)

(责编:秦晶、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