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4岁的邓小平相继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7个周边国家。邓小平的出访表明了新的对外政策。
让邻国放心，中国才会有宽松的国际环境。这年出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向周边国家释疑，争取支持，并消除“文革”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国内困难，“外忧”严峻。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越关系也趋紧张。而过去数年间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文革”的“输出”，以及对周边国家华侨“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的诉求，也让东南亚、南亚邻国颇有担心。就此，邓小平访问尼泊尔时坦陈：“我来贵国访问是‘还债’性质的……‘文革’期间发生过一些问题的话，那是由于我们方面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责任不在尼方，尼泊尔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在新加坡，李光耀向邓小平直言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因为大量华侨的存在，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只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益发紧张。他希望中国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邓小平说需要时间考虑。后来果然停止了广播。
中国在这一年决定打开国门，启动变革。在新加坡，邓小平的坦诚和谦虚让李光耀钦佩，邓小平也为新加坡的现代化程度感到吃惊。邓小平问，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李光耀说，教育。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因为“文革”损失了两代人的教育，影响很大，确实要恢复、要改革。在1978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既有周边邻国，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无来往的西方国家。中国的决策者们亲眼见识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也让他们以更大决心打开国门，并推动国内的变革。
图为1978年，邓小平应邀访问缅甸，在仰光参观。 （本报记者 赵大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