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要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铺垫，要么为遵义会议成果的实现作了重大贡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广义的层面上，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不仅在最危急的时刻正确地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也让党在集体反思中实现精神涅槃，铸就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亲历了遵义会议，更以其重大的人生转折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伟大。此后，他又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践行和弘扬了遵义会议精神，开辟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新境界。
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见证者
如果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那么这种转折也折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人生轨迹上。邓小平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经历过许多坎坷，有过“三落三起”，其人生中第一次“落”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紧密相关，此后的“起”则与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统治的终结紧密相连。作为亲历者，邓小平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伟大。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是“右倾”“富农路线”“狭隘经验论”等，在讨论通过《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时，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总前委宣传部部长古柏等，都表示不同意决议案中对毛泽东和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此后，邓小平多次受到批判和打击，被诬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其间，邓小平还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被指令到边区巡视工作和接受劳动改造，跌入人生中第一个低谷。
但是，这种局面在遵义会议期间开始转变。1934年10月，邓小平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迭次失利、濒于绝境，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红军转兵贵州，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力量逐渐积聚，为遵义会议的正式召开作了很好的铺垫。在此背景下，邓小平的人生命运也开始发生重要转折。黎平会议之后，邓小平从《红星》报主编的岗位调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首长的生活、会议记录和警卫工作。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得到十余天的休整，中央决定在此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进入遵义后和毛泽东等住在一起，参与会议筹备工作。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因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而遭到打击的历史，成了他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证明。因此，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批判，从实质上取消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强加在邓小平头上的各种“帽子”。此后，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邓小平进一步得到中央的信任和重视，于1935年6月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进入作战第一线。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邓小平的地位不断上升，先后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直至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践行者
邓小平不仅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力量，而且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践行了遵义会议精神，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挑战“两个凡是”，推动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遵义会议很重要的精神特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将大大延缓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对此，作为遵义会议的亲历者，邓小平秉持遵义会议的光荣传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率先反对“两个凡是”。
恢复党内民主、营造健康的党内生活是遵义会议另一个重要精神特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党内生活的再次被破坏，邓小平秉承遵义会议开启的良好风气，逐渐恢复党内的思想民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参照当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点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的做法，首先解决当时最迫切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政治思想问题的解决和中央最高层的人事调整是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才最终完成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理论也在逐渐孕育和形成。历史地看，正是因为遵义会议积淀了党内健康的政治风气，而邓小平传承了这种好风气，才推动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
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遵义会议又一个重要精神特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在破除“两个凡是”的同时，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秉持遵义会议开启的好传统，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1日，他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成就了邓小平的道路自信，使这个伟大的政治家既不封闭僵化，也不全盘西化，而是从实际出发谱写中国道路的新篇章。
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发展者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牢牢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要素，并加以突出强调和大力弘扬，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精神成果。
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要从根本上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需要正确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实事求是。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978年9月16日，他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1978年12月，他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用“实事求是”这个理论武器挑战“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的历史起点，同时成为他开创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新起点。
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逻辑主线。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才能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显然，坚持实事求是成为一条逻辑主线，贯穿于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全过程。
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重要法宝。邓小平去世后，党充分运用实事求是这个重要法宝，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徐静 丁凤鸣）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