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当中的转机。他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来，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从此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或许是人生的重要转折，所以更加刻骨铭心。1958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工作，并参观了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后，邓小平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令人难忘的战争岁月。他仔细地看着楼下每一间房子，抚摸着室内陈设的物品，不时与同行者述说着当年的有关情况。随后，踏着楼梯间，看到房间里仍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对随行的同志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接着，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
邓小平还在多个场合高度评价遵义会议。1943年，他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1962年，他又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评价，代表了邓小平对遵义会议所铸就的精神成果的深刻认识。
图为1958年11月，邓小平视察遵义，谈到遵义会议时感慨地说：“20多年了！”
（本报记者 赵大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