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经济特区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速我国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就主张与西方国家签订长期合同，进口工厂成套设备来发展石油和采煤工业，然后，用这些设备生产的产品补偿外债。他认为这样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石油工业的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但这些遭到“四人帮”的群起攻击。他们攻击进口成套设备，出口原油、煤炭、棉布是“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是“汉奸行为”，是转嫁资本主义石油危机，是投降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政策，完全是卖国主义。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邓小平的主张未能实现，使我国利用外资失去了一次可能更早的机会。
出访归来谋良策
1978年，邓小平出访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特别是对新加坡的访问，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出入口，是东南亚地区的一颗明珠。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万，规模仅相当于上海十分之一的国家，每年能吸引来200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9.9亿美元。新加坡从60年代起十分注重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引进外资是很成功的，邓小平十分赞赏这一点。他观察到外商在新加坡投资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新加坡建设国家的经验引起邓小平的浓厚兴趣，他决心要把这个“经”取走。
然而，当时要把这条经验拿到中国来可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是在几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下搞建设的。1972年我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中国的大门深重地关闭着。
从新加坡回到北京，邓小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一个60年代与中国大陆经济状况不相上下的国家，如今却把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中国真的再也耽误不起了。他主张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项政策得到确立。“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会议公报。
“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5月初，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代表团的成员中除国家部委有关人员外，不少是沿海一些省市的负责人。临出发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叮嘱他这次出去要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好的管理办法。访问回来，又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代表团在北京集体总结，然后向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整整汇报了一天。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对谷牧讲了一番话，中心意思是：一、引进这件事要做；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要尽快争取时间。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不久，中共广东省委接到邓小平在那份来信摘报上的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广东省委的同志发言，明确提出了广东的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又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关于兴办特区的倡议，犹如一块巨石击入碧波，迅即引起积极而强烈的反响。
1980年8月2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条例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
“不是收，而是放”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陪同下，首次踏上了经济特区这片热土。
邓小平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当天下午，邓小平在迎宾馆听取了中共深圳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当听到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1982年工业产值为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时，邓小平问道：“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
“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比四年前增长了10倍。去年达3亿多。”
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会，邓小平始终平静而认真地倾听着，没有表态。
26日，邓小平驱车前往濒临深圳湾的蛇口工业区。
一进入蛇口工业区地界，路口的标语牌上赫然写着两行红色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内地来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个标语，似乎觉得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接触到了一种新的观念。
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办特区以前，蛇口是人口外逃的口子。办了特区以后，不但人员不外流了，相反，现在是人才回流、资金回流。几年来，由外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47家企业，其中30家已投产，10家开始盈利，已拥有5000多名职工。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
听罢，邓小平微微颔首。
26日，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特区的视察，登上海军炮艇，前往珠海特区。
29日，邓小平欣然提笔，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为珠海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有着沉重的压力：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措施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社会及国际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深圳。
深圳人多么希望总设计师能对5年来的特区建设予以公正的评判啊！
据多年后一份公开的材料说，深圳市政府派接待处处长张荣抵广州。大年三十，张荣见到邓小平的女儿。邓小平的女儿感到很奇怪：“大年三十，你怎么不回去过春节？”张荣道出了缘由，说，“完不成任务，我回不去呀。”趁邓小平的片刻空暇，女儿向父亲说了这件事，邓小平笑了，略一深思，拿起了笔……
他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2月7日，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地停在厦门车站，厦门经济特区——这是他此次视察特区的最后一站。
在厦门，邓小平行色匆匆，连续视察了已建成投产的东渡港5万吨码头、集装箱码头、渔业码头和已开始启用的厦门国际机场和湖里工业区，并听取当时的厦门市市长邹尔均关于湖里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