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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裁军战略背后的邓小平

2017年12月22日08:41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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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1日,当人们仍在为一个月前国庆阅兵的壮观场面心潮澎湃时,中央军委座谈会在首都京西宾馆会议厅召开。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笑容满面,十分亲切地望着眼前的高级将领们。之后,他说:“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说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说到这他话锋一转,表情严肃地说,“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当邓小平缓慢而坚定地提出裁军百万的决策时,在座的将军们心中感到强烈的震撼,他们被邓小平战略家的胆量和气魄所深深折服: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100万。

“即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在这次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他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即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他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深思熟虑之后集体下的决心。既然现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能两头兼顾,不如抖起胆子,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

邓小平在谈到裁军百万的必要性时说:“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军队本身提高素质看,都必须‘消肿’。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真打起仗来,也不在乎我们是300万,或400万、500万的军队。因为那个时候更多地节省开支,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质。”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人民解放军的臃肿问题由来已久。裁军“消肿”,是邓小平很早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4年,对“消肿”问题大会讲、小会讲,集体谈、个别谈,多达数十次。他指出,军队臃肿不堪,不仅把很多钱花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在此期间,虽进行过4次精简整编,但“消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对裁军100万,有些领导人担心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作了一个生动、风趣的比喻,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军队建设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同时,保留下来的人员足以应付意外事件。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军委座谈会后,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研究了裁员百万的整编方案,确定改革体

制编制,加强合成,调整编成比例,减少干部和保障人员,淘汰落后装备。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有两个:一是调整、选配大军区领导班子,使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这是在军以上和总部领导班子年轻化之后,我军干部年轻化的又一次重大进展。二是讨论《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确定裁军百万,研究贯彻落实政策、措施和步骤。会议还部署了整编工作。

6月4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伸出一个指头,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冷战等因素造成的世界战争一触即发的国际局势和严峻的周边环境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准备状态。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第三世界崛起,和平力量日益增长。对此,应如何认识?邓小平经过多年观察和思考,做出了全新的判断。

他认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应有所调整。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两国又都因具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和全球战略部署的受挫而不敢轻举妄动;和平力量在不断壮大,和平力量的增长要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上:第三世界包括100多个国家,占有联合国80%的席位,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4,他们深受战争的痛苦,不希望打仗;许多发达国家,即使是美苏两个政治集团中的一些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也希望和平。

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为落实裁军百万的重大决策,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会前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科学论证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会后,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裁军百万的浩大工程在全军开始具体实施。

1985年6月10日,新华社将“裁军百万”这一惊人决策公之于众,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裁军争吵多年却不见成效,两个超级大国明里裁军、暗里扩充军备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主动裁军百万的决策犹如平地惊雷,震惊了世界,全球瞩目。

在1975年至1984年的几次精简整编中,同样的问题不期而遇: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人浮于事;部队今年简编,明年增编;干部转业一批再提一批,提了又转业,精简整编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或等于减员数的反常现象。如何摆脱这个怪圈?邓小平一语道破:“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除了改制,还要建制,使编制成为法律,并切实遵守。”

短短的一句话,“山穷水尽”化作了“柳暗花明”。历史教训有力地支持着邓小平的建议:减人“消肿”必须改革体制,二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改革体制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成人民解放军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巩固减人成果。找到了症结,问题迎刃而解。《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以此为指导,大胆运用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用撤、并、降、交、改、理等办法,大刀阔斧,多管齐下,收到了良好效果。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

面对400万大军,先从哪里下手?这就要弄清军队主要肿在哪里,这样才能选好突破口。尽管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还有什么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主要在各级领导机关。

在“消肿”问题上,机构主要是三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人头,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帅机构、指挥机构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

他还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总部机关的“消肿”一直是精简整编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虽经过1980年、1982年两次精简整编,压缩了定额,合并了一些业务相近的部门,但组织编制仍不够科学合理,机关大、干部多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邓小平曾在关于1982年三总部精简18.2%的草案上批示:“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要三总部带头,其一是因为总部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其二是有利于发挥榜样的作用。据此,1985年的整编方案强调三总部要带头,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原则列入。在三总部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团以上干部在整编中减少了1/6,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平均精简一半,基本上改变了机构重叠、班子庞大、工作职责不清的状况。

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会受到触动。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是对军队这个庞大机体进行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有1/4要撤销,这其中包括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在精简整编中,面对体制编制和人员的重大变动,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无论对单位的撤、并、降、交、改,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为世界和平事业作贡献的诚意和决心。到1987年,这一世界上少有的百万大裁军顺利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旧的质与量走向新的质与量,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战时体制走上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吴志菲)

(摘自《人民政协报》)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