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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怎样当县委书记

2017年12月19日10:59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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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近两年县委书记的经历: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至1933年2月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尽管这段经历在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较为短暂,但它不仅在邓小平的历史记忆中时常浮现,被“常常提起”,而且也在相关研究著述中屡次被人谈及。那么,我们不禁好奇,在动荡的革命年代,邓小平是如何做县委书记的呢?

临危受命,敢于担当,迅速稳定局面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局面。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左”倾错误思想严重,他发动的所谓肃清党内“社会民主党”成员的行动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牺牲。因此,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在调查清楚之后,邓小平决定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他先后召开了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反中的错误,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并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

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得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因此,民众都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

在会昌,邓小平同样如此。尽管自称“未能打开局面”,但实际上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为”。在刚刚上任的几天之内,他就果断处理了“靖卫团”骚扰的事情。其时,由于刚刚解放才几个月,会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残余以稳定局面。之后,又对以地主残余、富农、流氓组织秘密民团造谣捣鬼的反革命活动,“给予不断的破坏与严重的镇压”。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抓重点难点,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扫清了“左”倾错误的障碍,接下来就要稳定和巩固成果,使县政的各项工作恢复运转和活力。因此,随着县域社会秩序的渐次稳定,邓小平开始着力于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并对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提高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并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

另外,为巩固发展苏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群团组织,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邓小平又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他一方面致力于开办干部培训班,另一方面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在会昌,他要求各县党组织在工农群众的先进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于是,一大批斗争坚决、意志坚定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据1932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党员发展统计,会昌发展了1638名,寻乌发展了476名,安远发展了590名。同时,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邓小平指示三县县委、县苏维埃要以冲锋的精神迅速壮大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由于进行了广泛的“亲劝亲、邻劝邻”的宣传动员,加上党员干部带头,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到1932年11月,会昌的赤卫军扩大到4970人,地方武装的实力大为增强。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然而,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同时,他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对于豪绅地主的方法是:先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时还留有1%—2%的好田为红军公田,以作公益事业或调剂之用。分田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于富农也不能过分打击。在会昌,邓小平重新部署了分田运动,各区乡重新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分田委员会,调动广大贫苦农民参与分田斗争的积极性,发挥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的作用,并强调将分田运动的重点放在新区、边区。

积极组织社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又一项重要任务。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行动起来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打胜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建立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等组织;同时积极开办工业,发展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了纸、烟叶、农具、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土特产品的生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等厂矿。在商业贸易方面,提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封锁线,保证苏区和白区间的商贸交易。

实事求是,注重践行群众路线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着分歧。然而他没有附和追随,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从苏区实际出发,提出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地方红军不宜全部编入正规红军,更不赞成所谓“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在推销公债、征集粮食问题上,鉴于苏区群众负担太重的实际情形,邓小平认为在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工作中,不宜提出过高指标,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无论环境如何,邓小平都始终坚持注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一如他后来所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注重实地调查。因此,实地调查是邓小平在县政工作中一直都强调和遵循的方法。对于一些看似确定的事情,他也坚持调查之后再作处理。1933年初春,邓小平在会昌基层察访时,被告知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朱秀歧“妄想叛变通敌”;保卫局也前来报告说:“朱秀歧带枪逃跑,保卫局已派人把他抓回来”;随行的人也认为是“天上下雪地上白”的明摆着的事实。即便如此,邓小平依然强调调查后再作处理。为此,他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调查,结果发现是子虚乌有的事。

在会昌任职期间,针对不少苏维埃干部存在的工作方法粗暴、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现象,邓小平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践行群众路线,对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在他看来,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他对干部群众的生活极为关心,经常抽空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干部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劳动。在劳动时,他们通常将写有“共产主义礼拜六”“实行优待红军条例”的旗子插在田埂上,一边劳动一边唱着:“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烈军属,多做半天工。”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不仅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 (杨东)

(摘自《党的文献》)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