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理浩投石问路，邓小平巧答让投资者放心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据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约定，英国对“新界”的租期为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随着1997年的临近，能否签订跨越“九七”的土地投资合同，成为投资者们反复向港英当局询问的问题，但港英当局无言以对，因为他们并不能决定“九七”后香港的命运。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试探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
3月24日至28日，麦理浩先后在广州、北京与中共有关领导人见面、会谈。他释放出了英国希望在1997年以后续租香港的信号。
3月29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邓小平直奔主题，首先表态：“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麦理浩还是径直提出了签订跨越“九七”土地投资合同的问题，邓小平明确告诉他，请投资者放心：“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不管用什么办法解决香港问题，“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麦理浩没有再提续租话题。
回到香港后，麦理浩在记者招待会上高兴地宣布了邓小平的话：请香港投资者放心！此话一出，中外投资者信心大增，1979年香港民用楼宇平均价格上升达67%，恒生指数1979至198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撒切尔夫人盛赞“一国两制”构想是最天才的创造
1982年10月，按照撒切尔夫人访华时双方形成的意见，中英就香港问题的正式谈判进行磋商，即所谓“为了正式谈判的谈判”。双方一接触，就在主权问题上“顶牛”。
中国政府表示，只有肯定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这个前提，才能去谈如何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其他问题。英方则坚持，谈判不能有先决条件，主权问题不能作为前提，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议题的一部分来讨论。
双方的磋商多次陷入僵局，不欢而散，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半年。
邓小平高瞻远瞩，洞察大局，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在维护香港500万人利益、维持香港繁荣稳定这个问题上制定出完善的政策，得到广大港人的理解和支持，英国人最终会回到谈判桌上。他指示有关部门加紧完善我们1997年后对香港的具体政策。这样，在1983年3月最终形成了一个成熟的12条政策方案。1983年4月4日，邓小平在《关于解决香港问题修改方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4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了这个修改方案。邓小平特别指出，这12条里面有个“50年不变”的规定，这样可以使香港人放心，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
12条方针政策的最后确定，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如果中英谈判谈不好，中国政府至迟将在明年9月单方面宣布于1997年收回香港”的信号传出后，英国政府感到了很大的压力。3月10日，撒切尔夫人致信中国总理，提出妥协，建议双方进行一揽子实质性的谈判。邓小平认为，中英谈判已经水到渠成，可以给英国人一个台阶。4月28日，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5月，双方就谈判的原则和程序进行磋商。6月底达成协议，确定谈判的议题顺序为“九七”后对香港的安排、过渡期的安排、政权交接方式。这样，英国在主权问题上做出某种妥协，中国亦同意暂时搁置主权之争。
1983年7月12日起，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会谈在北京举行。开始的几轮谈判实际上是一种辩论会，在基本问题上双方互不相让。
英方为取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曾一度处心积虑地设计了“黑色星期六”的经济恐慌，终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不得不赶紧收场。对此，邓小平表示必要时要采取果断措施。他在1983年9月24日会见金日成时说：“过渡期如果发生混乱，到了过不下去的程度时，中国将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时间就是提前，方式就是武力。”
在现实面前，撒切尔夫人权衡了经济和政治两本账之后，决心采取避免对抗、促进谈判的新姿态。谈判在1983年12月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谈判过程中，邓小平亲自出面排除英方设置的诸多障碍，如“共管”问题、港英当局参与谈判的“三脚凳”问题、驻军问题、过渡时期的“五个不要”等。
1984年，邓小平公开明确地阐述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会改变。但是，在香港问题上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人们可能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甚至可能说是幻想。我们想试一试。世界上许多争端可以用类似办法解决。”
经过艰苦的谈判，1984年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12月18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代表英国政府来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铁娘子”受到了中国政府最高规格的款待。19日下午，《联合声明》签署仪式正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两国政府首脑庄重签字盖章，互换文本，分别致辞。这一刻，香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国两制”这个新鲜名词，成为20世纪人类史上的精彩词汇。
签字仪式后，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两人亲切交谈。撒切尔夫人盛赞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最天才的创造。邓小平则说：“这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讲就是实事求是。再过13年，再过50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
后过渡期和彭定康的坚决斗争
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中英之间曾有过一个“蜜月期”，双方合作顺利，遇到意见不同，可以考虑对方的立场，交换看法，达成一些共识。但1989年后，英国的当权人士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方让步过多，吃了亏，想趁机“翻案”。中英双方围绕香港政制改革问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斗争。
1992年，以梅杰首相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派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末代港督，从而在香港问题上走上了同中国不合作以至进一步对抗的道路。1992年10月，彭定康作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表面上，这个方案仍然要维持行政主导制，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
中方冷静分析形势，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方面表达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
对于彭定康的不合作甚至对抗，邓小平指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香港的情况我很清楚，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他再次提出“我在1982年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到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讲话，今天仍然有效”。他强调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
在会见一些香港知名人士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英国人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更不用说一寸。”
1994年2月和6月，英方把其政改方案陆续交香港立法局通过。对此，中方立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为了避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初期出现法律真空，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中方不得不“另起炉灶”。
1994年8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务会第9次会议认为，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应于1997年6月30日终止。会议决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规定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
1996年3月，香港特区筹委会第2次团体会议作出成立临时立法会的决定，并且在12月21日选举产生了由60人组成的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1997年6月30日前，筹委会组成了有广泛代表性的全部由港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依法由推选委员会选出了董建华出任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特区的终审法庭也成立了。至此，实现香港顺利回归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庆典隆重而热烈地举行。这一盛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是世界近代史上的大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全体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炎黄子孙都感到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邓小平曾多次表示，香港回归之日他要亲自踏上香港这块热土走一走、看一看。可惜，在离回归还差几个月时他去世了，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邓小平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功勋卓著。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凝聚着他卓越的胆识和非凡的智慧。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巨大贡献，永载史册。（蒋永清）
（摘自《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