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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意识”观邓小平与千里跃进大别山

2017年12月14日13:44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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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进行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作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政委,邓小平在具体领导和指挥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过程中,体现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时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体现了坚定的政治意识

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先是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受挫后转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1947年,毛泽东统揽全局,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并把处于中原腹地的大别山区作为突破方向。主要承担这一任务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其司令员为刘伯承,政委为邓小平。

1947年7月下旬,由于战局变化,毛泽东作出新的指示,要求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鲁西南距大别山千里之遥,路上有汝河、淮河等河流阻隔以及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围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兵团无后方作战,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单是挺进到大别山就极为不易,更不用说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了。

对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行动建议,刘邓一方面表示“完全拥护所示方针”,另一方面又如实反映部队南进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待“阵容更为整齐”时,再挺进大别山。应该说,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负责任的。

7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一份“三个A级”的电报。在电报中,毛泽东有条件地同意了刘邓提出的意见,允许他们依托根据地逐步向南发展,但同时又指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在陕北安危和战略全局面前,尽管部队兵疲马乏,立即“直出大别山”确有极大困难,但刘邓毅然“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当了解到蒋介石计划集中兵力围歼我军、连日大雨致黄河水位猛涨等极为不利的情况后,刘邓连半个月的休整也不要了,率主力部队提前一个星期开始战略跃进。在部队连日作战行军已疲惫不堪之时,邓小平发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号召。8月27日,历尽千辛万苦的刘邓大军终于挺进到了大别山区。30日,刘伯承、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

刘邓大军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也坚持到底,这就是讲政治。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斗志,是政治意识的突出体现,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

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惜以局部损失换取全局改善,体现了突出的大局意识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邓大军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战略任务。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对“挑这个担子”付出的代价,刘伯承、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有准备,但他们看的是解放战争这个大局。正如邓小平在出发前表示的那样:“为了这个大局,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担子都得挑起来,大的代价会换来全局的改变。困难会超过抗日战争,但这是暂时的、局部的。”

到1947年10月底,随着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基本完成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南线主要战场已经推向了敌占区。由于既怕我军在中原立足生根,又怕我军渡江南进,12月下旬,蒋介石调集20万重兵对刘邓分兵后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的邓小平所部实行围攻。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作战。据时任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有一次他到前方指挥所,见到邓小平和李先念。李先念问他:“锡联同志,背得动吗(指背着敌人行动)?”还没等他回话,邓小平就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我们多背些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

1948年1月中下旬,蒋介石又部署重兵“围剿”大别山。鉴于战况危急,中央军委曾指示粟裕率部南下,与陈谢集团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以将部分敌人调出大别山,减轻刘邓压力。邓小平知道后,“电告中央,我们现在已在大别山站住脚,请外面部队打有把握之仗,不要考虑我们”。据秦基伟回忆:“小平同志启发大家说,现在大别山在‘啃骨头’,其他战场的兄弟部队就可以开始‘吃肉’。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消灭的敌人就越多,革命的胜利就越大。”什么是大局意识?这就是典型的大局意识。

实践证明,“牺牲小局,保全大局”不但是一种忠贞的品格,而且常常能创造转换形势、走向胜利的奇迹。

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毫不动摇地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体现了明确的核心意识

“把千军万马置于党中央视线之下”,这是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的一句名言。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自觉为党中央分忧,绝不允许自己的部属在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的问题上犹豫动摇,这是邓小平在多年征战中形成的高度自觉。1947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主力打到外线”的战略决策后,曾有不少人对外线作战有各种疑虑,认为时机不成熟,担心站不住脚。为此,邓小平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阐述党中央和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准绳,这是历史上已经证明了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正确的。跟毛主席方向走,一定可以发展胜利,与毛主席思想背道而驰,必然要失败。”

就千里跃进大别山来说,“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刘伯承、邓小平“二话没说,立即复电”,“直出大别山”,这是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的最好证明。

时任鄂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段君毅曾回忆发生在1947年11月底,大别山面临国民党军队全面围攻的严峻形势下的一件事,读之仍令人动容:“就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野战军司令部同党中央中断联系3天,而蒋介石的电台天天宣称他们如何在陕北‘取得巨大胜利’。刘司令、邓政委十分关心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安全。有一天,司令部找我们少数几个同志谈问题。吃饭时邓政委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今天破例吃一杯酒,因为我们今天收到党中央的电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我们表示庆贺!邓政委发自内心的关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危的一片真情,使我们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

整肃党纪军纪,自觉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体现了鲜明的看齐意识

看齐,是党的重大政治原则,是党的力量所在、优势所在。毛泽东曾说:“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战争中,看齐一是要求指挥员在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认同的基础上自觉看齐;二是在出现看不齐情况时,要通过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的工作强化看齐意识。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中充分展现了看齐意识。

多年后,谈起这次军事行动,刘伯承、邓小平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断仍钦佩不已。邓小平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由此可见,刘邓之所以能坚决果断地执行党中央和党的领袖的决策部署,因为这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看齐,是自觉的看齐。

进入大别山初期,一些指战员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发生了破坏纪律的现象。对此,邓小平决定严整军纪,把严格执行党中央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争取人民群众的重要一环来抓,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严肃处理。据亲历者陈锡联回忆:“有一次,野战军总直属队路过黄冈县总路嘴时,店铺里的商贩都跑光了,他(指邓小平)在街上发现一个副连长用刺刀挑着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让机关立即进行追查。当查明是抢了群众的东西时,刘邓首长决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有人说情,说这位副连长有战功,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小平同志说,严明的纪律是我们要想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保证,事关部队的生死存亡,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很大的区别就是有铁的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最后公开处决了那个副连长。”严明的军纪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刘邓大军最终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打下了群众基础。

加强纪律性,坚持看齐意识,是党和军队团结高效的重要保障,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下,始终“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的刘邓部队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刘贵军)

(摘自《党的文献》)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