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农村改革（2）
农业问题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随着会议对“两个凡是”禁区的突破，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解放。与会代表对我国农业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很多人在会上对这两个农业文件表示不满。认为文件既没有实事求是总结建国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又没有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的问题。在与会代表们的强烈要求下，会议对这两个文件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改写。最后提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的25条措施。虽然在会议原则通过的文件中也还沿用了一些“左”的传统提法，作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如禁止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等。但由于整个会议的主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同志对今后回去应该怎么做心里也有底，他们会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取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发展农村生产力，也就不在乎文件中怎么说。何况文件还规定了“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的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讲话为正在起步发展中的农村改革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确实是这样。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中国的农业问题太严重了。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贫穷生活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很深的感触。他这样动情地说过，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四川是邓小平的家乡，也是中国农村进行改革较早的省份之一。这个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农业大省，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农民的生活也很穷困。粉碎“四人帮”后，省委结合本省的实际，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当时也遭到了来自上面的一些非议。1978年1月底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这番话对当时深感有思想压力的省委领导来说如释重负。同年8月，他又一次谈到四川农村的情况，他肯定四川农业的发展是政策对头。所谓政策，还是老政策，无非是按劳分配，这是最根本的，不吃大锅饭，按劳分配，再加上点小自由，如养鸡，给少量的自留地，一年就搞起来了，两年就翻身了。
1978年9月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所有在一个县、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大队也要根据大队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在那个年代，人们心有余悸，尽管对大寨的做法不赞成，但有话也不肯说，不敢说，不直说，甚至继续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假话，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细心的人也不难看出，后来在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中，已经不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了。
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地使农民富起来
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改革只是开了个头，接踵而至的还有许多困难，率先开始的农村改革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落实全会的精神和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四川、云南搞了包产到组；广东农民实行了“五定奖”；特别是安徽，迈出的步子比一般省份要大。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这四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给生产造成危害。《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消息。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的震动很大，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央的新精神，还有人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偏了，该纠正了”。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思想混乱，一些地方立即停止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推行。有些地方由于拿不定主张，由此影响了春耕。
3月30日，《人民日报》同样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这封信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指示省农委写的，来信指出，应当正确看待联产责任制，强调定产或包产到组都是符合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人民日报》同样加了“编者按”，承认3月15日的来信和“编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同时提出，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当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更不能搞某一种形式，否定或禁止另一种形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