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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60)

武市红  高屹

2017年12月06日09:14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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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

10月25日,邓小平召集胡耀邦以及负责起草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明确阐明了自己对那些极端意见的看法。他对几位同志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981年3月,邓小平在看完决议的修改稿后,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18日,他又一次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对他们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3月24日,邓小平到中南海陈云住处,看望陈云。陈云对修改决议稿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全党的60年。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邓小平对此意见很重视,3月26日,立即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把陈云的意见转告了起草小组。他说: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得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也要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邓小平叮嘱说,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分。

1981年4月7日,邓小平再一次找起草小组负责人邓力群谈话,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意见。他说: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要承认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不然就等于说这一段时间党都没了。这不符合实际。

为了进一步修改好决议稿,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邀请了40多位同志对决议稿进行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起草小组的20多位同志又进行了反复修改,终于拿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子。

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要把决议稿尽快拿出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他认为,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缺点就是长了一点,压缩点篇幅,就更好了。他提议,再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纪念建党60周年时发表。

他说: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又对决议稿进行了认真、细致地讨论。22日,邓小平在会上再次谈了他对稿子的看法。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讲话中仍然强调如何正确地评价毛泽东这个核心问题,他告诉大家说,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

198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决议进行了审议,经过充分地讨论,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全会认为: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对这个决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邓小平与农村改革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

——邓小平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农民们却这样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一位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的县委书记曾这样说到:“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农民们追求了几十年,光是生产队的评工记分方法,就先后变换过四百多种,但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怎么变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60年代初期,农民们就想搞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搞了三次,三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下去了,许多干部为此受到无情打击。1978年这一次又搞了,而且搞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归根到底,靠的是邓小平的启发和支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

(未完待续)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