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市红 高屹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大规模进行和历
史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对建国以后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地总结的时机逐渐成熟。另外，在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个人迷信的禁锢逐渐打破，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与历史评价问题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了思想混乱。有人出于对“左”倾错误危害的痛恨，把一切错误归罪于毛泽东本人，甚至简单地归罪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这种错误看法，又被极少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所利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30年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因此，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科学阐明毛泽东思想，全面科学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彻底纠正整个“左”的错误，成功完成拨乱反正任务的关键。
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从1979年11月组建起草小组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文件，前后用了近两年时间。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工作非常重视。先后十多次召集历史决议起草组开会，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对决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1980年初，由胡乔木负责的起草小组请了各个方面的人士进行座谈，听取对起草决议工作的意见、建议，以及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后，起草了决议写作提纲，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看后，觉得提纲铺得太宽，认为这个决议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述，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一些，当然要准确。
3月19日，他找来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还对决议写作方法，甚至于写几部分都作了具体的要求。
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起草组的同志对提纲进行了修改之后，又拿给邓小平看。4月1日上午，邓小平又把胡耀邦等人召来，谈自己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
他首先分析总结了1957年到1966年十年中，我们党和国家发生的重要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认真总结。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他接着说：提纲中的几条经验，意思都很好，看放在什么地方讲。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
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结束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最后他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根据邓小平“尽快搞出个稿子来”的指示，决议起草小组夜以继日，终于赶出决议的初稿。
这个初稿拿给邓小平看后，小平同志并不满意，认为不行，要重新来。因为，这篇草稿没有完全体现出原来的设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虽然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但是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总之，邓小平感觉整个稿子太沉闷，不像个决议。所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6月27日，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致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告诉起草小组负责人，这些重要文章都要写到。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从而给人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他还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
他以商量的口气提出：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比如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到对“两个凡是”要进行批评的问题。
这次谈话以后，决议起草小组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对初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形成了一个草稿。在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并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10月初，中共中央又组织了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征求进一步修改意见。讨论中，大多数同志对这次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
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大正确的意见，有的甚至相当极端。
邓小平看了有关情况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极端意见，邓小平觉得必须予以澄清。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