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十一届五中全会
这次全会，真正做到了大家畅所欲言，真正体现了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领导，在党的生活中树立了很好的风气。应该在全党各级领导机构中把这种风气推广下去。
——邓小平
邓小平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飞速发展，层层推动了加强党的建设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同时，也开始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例如，让一批老同志出来工作，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问题等。十一届四中全会对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历史作出了总的评价，并指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努力方向。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也清醒地看到，党的组织状况与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矛盾，“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因此，邓小平提出了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的战略任务。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到会的中央委员118人，另有37人列席了会议。全会的议程共七项：
1、讨论和通过关于提前召开十二大的决议；2、增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
3、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4、讨论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5、讨论和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6、讨论和通过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的请求；
7、通过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建议。
重设书记处
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也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有效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全党来说，首要的是要把党的中央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在五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对改革自身的领导体制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重设书记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经成立了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书记处。在那些年的工作中，书记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冲掉了中央书记处。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重新设立书记处，从组织上拨乱反正，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设立书记处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人的状况。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书记处的设立，使中共中央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3个层次的领导体制，起到了分权、制约的作用，正像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在会上所说：中央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二线，这样做好处很多，除了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之外，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不会影响一群，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
二是为了解决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交接班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问题，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解决好。九大把林彪当做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失败的。五中全会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准备集体接班，这样，就不致因个人出问题而影响全局，党和国家的命运就避免了由纯粹偶然因素而可能造成的大颠簸。因此，五中全会解决了一个人接班还是集体接班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邓小平还对书记处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建立分工负责制，提高工作效率。他说，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制建立起来。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应该说，过去我们的书记处工作效率不算低，原因之一就是作出决定交给专人负责，他确实有很大权力，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很不满意。邓小平提出，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上下都要讲究效率。
为刘少奇平反
有的人说：“打倒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最大的是非颠倒。”刘少奇被残酷迫害致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被判刑的就有2.8万人。被批斗、关押的更是难以计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的孝子贤孙”等等五花八门的罪名，使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的人受到牵连、迫害。为刘少奇平反，关系到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关系到前国家元首的荣辱是非，也关系到拨乱反正的根本大局。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
在为刘少奇平反过程中，坚持了对他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既为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恢复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承认刘少奇和其他同志一样，也有过错并改正了。邓小平在全会上对此意味深长地说：“我看这样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惟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邓小平的这段话，提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功过的原则，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既不溢美，也不掩过，恰如其分。这样就避免了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
取消“四大”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邓小平非常重视安定团结的问题。他说，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而“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历史经验看，从来没有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是非常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所以邓小平非常赞成取消“四大”。1980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达到这个目的。
在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取消“四大”，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就是为了这一点。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由于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发扬民主可以经过很多渠道来实现。但“四大”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
五中全会只开了七天，却完成了七项议程，效率是相当高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这次会议的效率不算低，几天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解决得比较好。中央全会带了个好头，我看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对整个会议，邓小平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解决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包括加强中央常委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党是执政党。应该说，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了损害。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次全会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定和文件，都是正确的。会议真正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