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与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邓小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的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和此前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思想整体，两篇讲话为我们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
一、邓小平为什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四个坚持的观点
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为什么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又讲这个道理呢？显然这是与当时有一股怀疑和反对四个坚持的思潮有直接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反映最强烈的是要为1976年4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各种冤、假、错案平反，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揭批林彪、“四人帮”还不行，必须推倒“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正确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终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两个重要的会议上，与会的同志一致赞同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从1979年起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指导思想实现根本转折。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党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气象。这是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前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各种舆论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议论也出现了值得注意和警觉的两个问题，一是一些同志受“左”的思想束缚，对三中全会路线表示怀疑，有抵触情绪，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三中全会路线；二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股思潮混杂在群众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中，随着上访的人流和街头大字报弥漫着。从1978年10月左右起，全国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煽动冲击党政机关，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非法组织“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解冻社”在宣言中公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建立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上海的“民主讨论会”中的某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人公开讲演：“中国应该实行资本主义”；上海的“民主促进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张贴攻击矛头直指毛泽东同志的标语。这股势力挑拨群众和党的关系，聚众闹事、阻碍交通，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社会秩序，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然而，对这股思潮这股政治势力的严重性质，无论是党内高层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大都没有认识到。尽管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一些同志怀着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对街头大字报公开批评、指责毛泽东，感到不合适，建议中央应当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尽快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但是，怎样评价，从什么角度出发，应当掌握什么原则，还没有作出更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可以说全党上下沉浸在思想获得大解放的喜悦之中，对思想解放的真正含义，还没有完全正确理解，或者说，在刚刚打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左”的禁锢后，人们更多的是关心得来不易的民主空气。一些人认为，对于在思想解放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有甚者，党内极少数人在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错误的时候，思想发生动摇，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思潮的危险性，反而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些问题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紧接着在1979年1月18日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一直持续到4月3日才结束。会议坚持了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恢复的民主风气，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关于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上、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要求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纠正。对党在八大以后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议论较多。“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总的说来，会议开得是有成绩的。”在会上形成的许多观点，直到现在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在这个会议上，对三中全会后的形势缺少全面的分析。尤其一些同志的发言有明显错误的倾向和糊涂认识。会上，有人说：“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中央对民主墙应当表态支持。”有人说：“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也是靠人民自己起来争取的，是要靠打破官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反抗，打破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的压制才能实现的。民主绝不能依赖什么人的恩赐。”“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民主还发扬得很不够，而不是太多，不是应当来纠偏。”还有人说：“现在警惕的不是什么解放思想过头、民主过头的倾向，更不要来一次新的反右”，“‘左’的东西还批得不够，如果提出反右，就会妨碍批‘左’，影响思想解放，甚至可能走回头路。所谓‘右’现在万万不能当做一种了不得的倾向来反的，至于个别出格的事例，靠实际工作引导就是了。对这类问题，思想上要保持清醒，但在理论宣传上，没有必要作为一种倾向公开提出来加以反对。”个别人提出，建议在报上辟一栏《民主墙》，选登大字报。还有人讲：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现代化，什么叫资本主义现代化，谁能说得清楚，为什么要给现代化贴上什么“阶级”什么“主义”的标签呢？甚至还有人讲：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要从毛泽东思想也包含某些错误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还有人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功绩怎么评价也不过分”，这两句话过头了。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群众要求民主的呼声和行动中，出现的一些过分言论和不正确的行动，是难免的，多数还是教育引导问题。近一时期发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甚至发生冲击党政机关等错误行为，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留下的后遗症还没有能够加以妥善解决造成的。但是，这些议论都没有谈到对极少数人煽动的这股思潮和错误行为，如果不坚决制止，任其发展，势必动摇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破坏安定团结，使党的工作重点无法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以说，会议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批判“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和理论方面，对来自右的干扰和破坏，处于麻痹状态，把反“左”反右对立起来了，特别是个别人不讲民主的阶级性，掩盖了这股思潮的严重危害性；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议论也缺少科学的分析。这反映出在如何对待右的倾向问题和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显然，这些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不解决，不可能排除错误倾向的干扰，顺利实现党中央刚刚确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