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
邓小平曾回忆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
干出了实绩。”
邓小平对培养党的接班人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思考由来之久。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思考是在1975年至1978年。这四年又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1975年1月至1976年4月。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担任党政军很重要的领导职务，并先后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直至后来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
197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坚决支持下，邓小平被先后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国外很快就注意到中国政坛上的这种新变化，认为这是中国主要领导人新老交替的重要征兆。1975年6月，一些来访的外宾在与邓小平会面时表示：邓小平先生负有重大责任了，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祝贺和敬意。当客人对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攻击过”，现在“又成了中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大惑不解时，邓小平谦逊地讲：我也不是什么第三号人物。我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做一部分具体工作的人。至于“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问题，是我们党内是非问题。当客人称赞他是一个坚强、正确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中国有他“这样一个领袖也是中国一个荣幸”时，邓小平仍旧谦逊地说：都是毛主席的观点，不过是由我讲出去。我是一个做具体工作的。外宾问：在毛主席或周总理健康情况都不太好的情况下，中国领导准备怎样解决领导的连续性问题呢？怎样在这一过渡时期中保持国家的稳定呢？邓小平一方面解释毛泽东、周恩来仍旧过问国内外一切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他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坦率地告诉对方：我们党的领导经常关心这个问题，毛主席经常关心这个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从中央领导机构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原则。邓小平还举例说：党中央、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就是不仅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年的。邓小平还根据中美两国政治体制不同的实际情况，回答了客人提出的美国政治制度下总统离职副总统自动接班，中国怎样做的问题。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需要决定什么人居于什么职务时，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个会就可以作出决定。我们党中央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会作出正确的决定。他还认为，我们讲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也要由人来执行，特别是领导核心。不加强就不能执行好的路线，就没有力量。所谓接班人，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接班人恐怕是成百万、成千万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各级都有。
邓小平上述几段谈话，集中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的领导人接班问题的思考。同时他还结合全面整顿工作，讲述了培养党政军接班人问题。例如，他指出：“现在需要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进行整顿，把风搞正，第二步是选一批四十岁左右的人接班。”“要一步一步地发现品质好、党性好、正派的人，提拔干部要上台阶，快些可以。”“师以上干部，现在就要注意怎样选拔人。”这时，叶剑英也讲，老年人有一个任务，就是物色、培养接班人，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接班人。1975年9月7日，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仍十分关注着接班人问题。他对客人郑重地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他还说：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此时，国内外都把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到中共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上，集中到邓小平身上。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有力纠正和改革的开始），触怒了“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起后，虽然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了，但是，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党和国家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从而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1976年4月至1977年7月。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呼唤声中，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
1976年4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9月，毛泽东病逝。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发迹于“文化大革命”初，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其一大批骨干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王洪文、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随后，他们结成了帮派，在中央领导机构中更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他们的犯罪活动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毛泽东生前的严厉批评，组织上也被堵住了爬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道路，但并不甘心失败，企图举行武装暴乱夺取最高权力。如果他们阴谋得逞，就会亡党亡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开辟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前功尽弃。
值此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叶剑英同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接触交谈商量对策。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不过，“这个胜利是初战的胜利，……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要长时间的努力。”
随着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不断深入，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遭到了严重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乱短时期内不易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例如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拖延和阻挠恢复，特别是延迟邓小平出来工作等等。所有这些，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反对。当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清除了基本障碍。
3、1977年7月至1978年12月。邓小平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他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和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起，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他参与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从而结束了两年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未完待续)
